周渝波

（2010年4月21日）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央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城镇化，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推进我国城市化（即城镇化，下同），涉及规划建设、社区管理、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其中，加快城市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城市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是一个关系城市化全局的基础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质量和水平。

一、城市化进程应当始终坚持以城市产业发展为基础

城市是人类大规模集聚的活动区域，城市化究其实质是经济资源快速向特定地域集聚所带来的人口集聚。从城市发展的历史看，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问题是伴随着十八世纪的工业化而提出来的。始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产业的蓬勃发展，使英国城市人口迅速超过了总人口的50%，从而大大推动了英国城市化进程。随之而后，其他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带动下，城市产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普遍加快。我国1949年至2009年的城市化进程与GDP增长对比也表明，正是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动力，才真正启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伴随着3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推动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2%稳步增长到2009年的48%左右（如图一所示）。所以，没有工业化所带来的国家经济发展，就没有城市化。

图一：1949-2009 GDP与城市化率比较

如果说工业化是城市化进程的初始“发动机”，那么城市产业的协调健康发展则是持续推进城市化的不竭动力。实践表明，没有城市产业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大规模生产要素的需求，就不可能有持续不断的大规模人口集聚，城市化进程将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如1860年后的100多年里，德国鲁尔地区大力发展煤炭开采和钢铁制造业，使成千上万人涌入该地区成为煤矿或者炼钢厂的工人，从而出现了杜塞尔多夫、埃森、多特蒙德等著名城市。但从1957年到2000年，鲁尔煤炭工业迅速萎缩，减产近八成，矿工人数也从39．8万人降至4．8万人，使该地区城市发展受到严峻挑战，开始实施城市转型。实际上，不少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也都遇到了类似鲁尔的问题，如英国的利物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和法国北加莱地区的老工业城市等，都一度因为产业萎缩而导致失业增加、社会动荡，城市的持续发展受到威胁。

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实践再次证明，城市产业发展一旦遭受严重冲击，将直接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在金融危机中，美国一些城市的支柱产业，如洛杉矶的娱乐产业、大旧金山地区的科技、波士顿的医疗、底特律的汽车业、西雅图的飞机制造业等急剧下滑，导致工作机会萎缩，失业人口快速增加，城市居民纷纷迁离，消费需求大幅下降，政府税收降低，城市基建停顿。这些事例表明，产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是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支撑。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正在快速发展。一方面，农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由农业现代化导致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作用明显；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不断推进、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强大动力，也为我们提出了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这一重大课题。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过不少城市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相伴相生的典型事例。以我国资源型城市为例。据统计，我国共有资源型城市118个，其中 44个城市的矿产资源开发均已进入衰退或枯竭过程，资源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不仅严重影响城市发展，甚至直接威胁到城市生存。边城玉门作为我国第一个石油工业诞生地，因油而兴，因油而衰，最终导致迁城。目前，新玉门利用丰富的风力资源，以风电开发作为其新城的产业支撑，中节能、大唐、华电、中海油等国内主要风电企业，都在玉门开建或准备建设风电基地。预计仅风电产业，玉门每年可实现税收1.8亿元。这充分表明，城市产业的巨变，既可能给城市造成从未有过的萧条，也可能给城市带来新的繁荣。

再以建国以来水库移民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前，我国修建大小水库8.6万多座，移民超过1000万人。由于当时对水库移民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偏重于生活安置，忽略生产安置，造成许多遗留问题。有鉴于此，国家在组织三峡工程时，特别重视在移民搬迁的同时振兴产业。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三峡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和《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结合库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制造业，整体推进库区旅游业发展，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还设立了为期6年、总额50亿元的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正是因为产业的振兴，为移民带来了就业，保障了生活。“没有产业这根主心骨，就没有移民的稳定。”

所以，在我国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的今天，必须牢牢把握住产业是立城之本，是城市发展的推进器。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必然是一个经济基础脆弱、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城市，不仅难以完全发挥城市的应有作用，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仅仅停留在建制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城市化，是不能实现城市化宗旨的。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所有这些在为城市产业进一步转型提升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势必为加快城市化发展开拓新的领域和空间。

二、我国城市产业发展需要以国有经济作为重要支撑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城市产业发展必须发挥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

从我国城市国有经济的规模比重看，国有经济在城市经济中居于突出的主体地位。我国城市产业基本上是以公有制经济形式起步的，并逐步形成单一所有制的城市经济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经济改革调整工作的不断深化，国有经济的相对规模逐步缩小，在GDP、就业、税收等方面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但其绝对量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在国民经济中仍然保持相当的规模和比例。统计资料显示，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城市，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城市规模越大国有经济的所占比重越高。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2008年企业国有资产总量分别为1.52、1.13、2.51、0.95万亿元。2009年天津市国有经济占全市经济比重约为60%，上海市国有经济增加值约占全市经济的53%左右，大庆、双鸭山、鹤岗等资源型城市，国有经济增加值均占78％以上。

从国有经济的产业分布看，国有经济在促进城市产业发展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目前，中央企业国有资产的绝大部分分布在国内各个城市，其中80%以上的国有资产集中在军工、能源、交通、通信、重大装备制造、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和重要原材料工业等领域。中央企业国有资产的这种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对于带动各个城市的产业发展、GDP增长、增加就业和税收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地方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的产业分布看，也基本涵盖了城市主要产业，其中城市公交、地铁、水、气、热、电、道路、环卫等市政公用设施和服务领域，则主要是由地方国有经济承担的。如四个直辖市市属企业国有资产主要分布在城市基础服务及交通运输业、工业、投资及房地产业等三个领域，占全市企业国有资产的比例，北京市分别为28.1%、36.7%、17.8%，天津市分别为22.6%、30.7%、22.4%，上海市分别为32.7%、23.6%、25.9%，重庆市分别为40%、30%、30%。因此，促进城市产业发展，不能不高度关注和研究国有经济的支撑作用。

从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看，国有经济在促进城市产业发展中，主要发挥着以下作用：

第一，引领城市产业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城市产业发展不仅要求城市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要求加快推进产业升级转型，调整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国有企业围绕做强做大，提高核心竞争力，在许多城市产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引领辐射效应。例如，2009年以来，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企业国有资产进一步向高端制造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业、港口服务业、金融等领域集中，使所在城市的支柱产业进一步凸显。天津市企业国有资产的80%以上集中在现代制造业、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为天津产业发展服务于其作为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的城市定位，实现“做富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的目标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海口市结合区域特征，国有经济集中在港航业、旅游业、生物制药业等特色产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加固“国际旅游岛”、“药谷”的城市产业发展方向。实践证明，国有经济对城市产业发展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往往体现在国有大型企业上，一个或几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兴衰及其投资发展方向，往往决定着城市产业发展的方向。

第二，保障城市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通过持续改革调整，强化内部管理，经济效益稳步提升，活力和竞争力不断释放，为城市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2003至2009年，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总体保持了较快的上升势头，特别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国有经济有效避免了大幅下滑的趋势，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 （如图二所示）。其中，四个直辖市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尽管不太明显，但起伏波动较小，总体比较平缓，为保持城市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近几年国内一些城市先后出现“非典”、“甲流”、地震、雨雪冰冻等灾害，我国先后筹办奥运、国庆6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在这些特殊时期，国有企业在保障城市供应、稳定物价等方面积极做出表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在特殊时期，关键时刻，国有经济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图二：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情况

营业收入：

利润：

第三，带头落实城市产业发展规划和功能布局。企业是具体实施城市产业发展规划的重要载体，而拥有较强科技和资源优势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则是落实城市产业规划和功能布局的“排头兵”。例如，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海市国有企业积极参加虹桥商务区、临港基地、洋山深水港、大飞机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设，成为这些项目的重要实施主体。《天津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2005－2020）》中，大量引进中央企业及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落户滨海新区成为落实城市规划的重要一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与接续任务主要由国有经济来主导。山东省淄博市一度因粉尘、异味、废水等重度污染而成为“灰城”，近年来该市以国有企业为龙头率先落实“结构调整、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的城市发展主线，先后对水泥企业实施整体搬迁，开展电厂脱硫工程，并选择冶金、化工、建材、电力4个重点行业开展循环经济试点，成功实现了从“工业名城”到“中国人居环境奖”的转型。

第四，承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城市重要产业，是城市运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针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国有经济作为其投资建设与管理运营的主体发挥好主导作用，，实际上也是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提供重要保障。目前，在我国主要大中型城市，国有经济在有效保障城市承载能力和正常运转方面都发挥着主导作用。例如，北京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的45%分布在市政公用设施和交通服务领域。重庆市近几年国有企业投入轻轨、高速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达568亿元，约占重庆基础设施总投资额的75%。上海市2009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249.9亿元，主要用于京沪高铁、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世博中心、文化广场等公益性社会事业设施建设和改造，这些项目的建设任务主要由国有企业承担。

三、当前国有经济在促进城市产业发展中尚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尽管国有经济在保障和促进城市产业发展方面已经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

（一）国有经济在城市产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有待明晰。

一些城市确立的产业发展目标，与国有经济在其中的作用缺乏衔接协调。如有些城市，特别是一些国有资产总量较少的中小城市，仅将国有经济定位于提供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国有经济集中在公用事业领域，忽视了国有经济在城市主导产业或者特色产业中的作用。有些城市只重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或侧重于在传统产业的快速扩张，忽略了对整个城市经济的影响力、带动力，忽视了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功能作用的发挥。

（二）国有经济在城市产业中的布局结构亟待调整优化。

我国城市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建国初期实行计划经济，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许多城市都建立了各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城市产业结构趋同，缺乏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近年来，尽管大规模地开展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但城市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任务依然很重。一是国有资本投资分散，国有经济分布面过宽。据统计，200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区和西部边远地区的比例分别为：77：11：12（如图三所示）；17个地方省市大型国有企业资产总量占本地国有资产总量的比重超过50%。但是，在国民经济20个行业大类中，全国国有经济涉及15个大类。

图三：200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区域分布

在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建设兵团中，绝大多数地方国有经济均涉及10个以上的行业。因此，总体上看，国有经济战线过长、专业化分工不明显、产业集中度低、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不强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如某中心城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在10亿元到50亿元之间的国有企业只有12家，百亿元的仅1家。二是城市国有经济结构失衡，产业单一。有些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城市，基本上是单一的以自然资源或原材料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所谓的油城、煤都。如某石油城市80%以上的生产总值都集中在石油或石油相关行业。一旦资源枯竭，城市即刻衰退。因此，亟需发展新兴产业，优化产业布局。三是国有经济在带动城市产业优化升级方面能力不强。如在有些资源型城市，国有经济以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业为主，产业链很短。某资源型城市煤炭向电力、焦化、煤化工，供热的转化率仅为8.5%。因此，城市国有经济如何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还需要调整新思路。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建立资源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产业群，延伸资源产业链条，发展新兴产业，实现跳跃式发展方面，还有大量亟需破解的课题。四是城市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由于体制因素，如管理方式行政化，企业负责人任期有限，保值增值考核压力等，导致一些企业注重任期业绩、轻视长远发展，注重现有产业扩张、轻视新兴产业发展，注重资产收益、轻视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不少企业长期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产品高科技附加值低，企业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粗放式投入。2008年，全国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占全年生产总值的1.5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仅占6.5%，研发经费支出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61%。中央企业2008年研发经费总额1210.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02%。

（三）城市国有经济优化配置还面临不少体制性障碍。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条条”，转轨时期形成的“块块”，严重阻碍着国有资本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制约着城市国有经济的优化配置。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的步履艰难，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没有完全落实，直接影响了城市国有经济优化配置的效率。此外，一些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城市还存在企业城市化、城市企业化的现象。国有企业履行生产和社会服务的双重职能，既管生产经营又要管社会公共服务，亟需推进企业功能与城市功能的分离。

（四）公用事业领域国有经济的运营效率有待提高。

我国公用企业运营效率还普遍不高。有些企业单纯追求利润，忽视了服务质量的提高，公益意识淡薄。有些企业受财政投入不足、公共产品政府定价等影响，自身发展意愿不强，完善经营的动力不足。在缺乏竞争压力，政府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一些公用企业存在生产能力不高、管理方式粗放、成本费用高、能源消耗大等问题，有些公用企业甚至年年亏损。

四、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在促进城市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同时加快推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保障和促进城市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

（一）要把发挥城市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作为推进我国城市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

现代城市是先进生产力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是经济、科技、人才的聚集中心。据统计，我国十大城市密集区总人口只占全国五分之一左右，国民生产总值却占到全国近一半。因此，既要把城市作为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重要空间和载体，又要把国有经济放到推进城市化战略的重要位置。尤其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在城市产业发展中地方主导和外来投资驱动的趋势更加明显。为此，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进一步夯实近几年来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基础，积极推进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全覆盖”改革，特别是完善上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下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依法指导监督的途径和方式，不仅有利于国有经济更好地促进城市产业快速发展，而且，对于统筹各地区经济协调健康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要把明确城市国有经济功能定位作为其主导作用发挥的一个基本前提。

城市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决定着其在城市发挥作用的方向和效能。明确城市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应该结合城市不同功能进行细化。比如，在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基本功能方面，城市国有经济应该立足于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大力提高运营效率，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从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来看，则需要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绩效评估作为重点之一。在关系城市产业的主导功能以及辅助功能方面，城市国有经济可以针对不同城市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的规划、发展情况，通过参与城市产业竞争，发挥主导作用。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目的不仅是为了增强自身的活力，而且，更是为了保持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实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因此，城市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着力通过产业纽带在打造城市群、带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上下功夫，在促进城市主导产业、特色产业规模、水平和层次的提高上下功夫，在增强城市产业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上下功夫，在降低城市产业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上下功夫。要重视带动和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打造城市主导产业、特色产业中的积极性和优势，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

（三）要把城市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优化作为其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的一项紧迫任务。

城市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是其在城市产业发展中所处地位和作用的直接反映。我国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主要反映在城市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方面。为此，应当按照国家要求的国有经济应当控制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结合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市、特色城市和一般中小城市各自不同的情况，加快明确城市国有经济的布局范围，进一步突出布局结构优化调整的重点，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凡城市规模小、功能要求不多、产业结构单一、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有经济除了控制基础设施和保证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外，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对城市产业选择进入或退出，着力提升城市产业分工层次，拉长城市产业链；凡城市规模大、功能齐备、产业结构综合性比较强的，可以按照城市主导产业、配套产业和基础产业特点，将国有经济资源主要集中于城市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我国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要在此基础上，按照企业国有资产“国家所有、分级代表”原则和出资关系，进一步拓宽国有资本优化配置的范围，鼓励跨区域、跨层级的投资合作。同时，注意发挥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积极吸引民间投资，探索民营资本参与国有大企业公司制改革的途径和方式。对于市场相对比较成熟、民营经济竞争力较强的城市产业，只要不涉及国家规定必须控制的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吸纳民营控股或者实现平稳退出；在一些投入大、周期长、网络特征明显、受行政价格控制影响比较大的行业或者其他自然垄断领域，国有经济则应该确保持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四）要把搞好国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协同发展作为实现城市产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据资料显示，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主要集中在美国的5个、欧洲的11个、亚洲的4个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它们之所以成为世界闻名城市，一方面是善于依托大企业的产业扩张，另一方面十分强调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分工协作，注意发挥大企业的产业吸引和带动作用。从我国城市主导产业发展来看，往往是以国有骨干企业和重大项目的实施为龙头的。因此，重视发挥国有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大企业的产业主导与中小企业的辅助配套结合起来，形成产业优化、分工合理、协作密切的企业群，是实现城市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努力使城市产业在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方面，形成大中小不同组织规模的关联企业、配套企业和相关服务企业。国有大企业要正确处理产业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的关系，更加主动地增强产业链传递和扩张功能，注意提高其与中小企业的关联度；中小企业则要大力提高对大企业产业辐射的承接能力，切实保障配套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善于依托大企业加快自身发展。总之，只有通过城市产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提高城市大中小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才能为城市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五）要把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国有经济的转型升级作为推进我国城市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国有经济比重都比较高，因此，国有经济的转型升级成为关系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要总结、借鉴我国不少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探索，进一步梳理资源枯竭型城市国有经济的转型思路和模式。例如，大同市向旅游和煤炭深加工上的转型，白银、焦作、平顶山市注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生态旅游产业，阜新、克拉玛依市将发展现代农业作为重点等。要努力使资源型城市国有经济加快从资源导向为主向市场导向型转变，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将国有经济布局由过去从事矿山采掘时的相对分散逐步向城市新的产业开发区和其它重点功能区集中。坚持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利用资源型城市大都具有的良好工业基础、采冶技术以及政府的支持、民间积累等，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开发替代产业上的带动力，鼓励向其它非矿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以此作为促进城市产业转型的核心。要充分利用国有企业拥有的管理、技术和人才条件，注意挖掘相关产业的增长潜力，积极寻找技术相近、转型代价小的新的主导产业；同时，重视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改造传统产业，延续现有产业寿命，延长矿产品深加工链条，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附加价值。

（六）要把增强城市国有经济创新能力作为拓宽城市产业领域并不断优化升级的一个关键立足点。

城市产业创新能力，往往维系着城市竞争中的繁荣与萧条。因此，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运用科技创新力量推动城市产业按照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拓宽产业领域，实现优化升级，是新时期发展城市国有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城市国有经济应该在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推动产业创新联盟和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开展重大科技攻关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成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主体。要结合所在城市资源与支撑条件以及市场需求，适应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通过产业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进一步突出国有经济在城市产业开拓中的重点领域，积极培育新兴支柱产业。要带头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有机融合，重视运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优化升级，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提高国有经济创新能力，还必须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管理与保护，努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服务与知名品牌，大力提高其作为城市名片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