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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国资国企布局2020(转型篇)】危中寻机开新局

文章来源:《国资报告》杂志  发布时间:2020-08-10

一次重大事件总能开启时代的转折,新冠疫情即是如此。面对大考,我们既要携手渡过难关,又要在新的变局中寻找转型升级和弥补短板的契机。

今年两会期间,不少央企国企代表委员提出了引人深思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国家和企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有一定参考意义。

数字时代加速到来

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转变,这些年,我们一直身处这一浪潮之中,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是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在人群普遍隔离的情况下,生产生活遭遇各种障碍,数字技术被提升到了极端重要的位置。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航天科工党组书记、董事长高红卫所言,“信息化手段和数字化技术不仅在推动复工复产中大显身手,也催生和促进了’线上经济’’云经济’的发展,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正深刻改变产业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

如何转变?在高红卫看来,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根据企业和产业发展规律,解决好谁主导转型、往哪里转型、如何转型的问题,才能通过数字化转型真正提升企业竞争力。

数字化对很多产业是颠覆性的。全国政协委员、一汽集团总经理奚国华表示,数字技术对汽车产业冲击可能是最大的,而且是颠覆性的。当前汽车数字化有几个趋势:软件定义汽车、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制造上互联协作、数字化营销、智能交通等。未来数字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

奚国华建议: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整合汽车行业,加大研发投入。二要促进跨行业合作,如果汽车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两者有机结合,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有可能换道超车。三要培养数字化人才。四是考核方式要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趋势。

全国人大代表、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也表示,应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从5G新型基础设施、智能网联汽车、智慧交通系统等方面入手,加快构建智能汽车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培育相关创新链和产业链。

数字化转型需快马加鞭

然而,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都面临不少困难。

在此次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由于全国各地数字化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在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信息共享、支撑疫情防控决策上存在短板,亟待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信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童国华认为,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要搭建由中央政府为主导、基于云计算的全面、准确、安全的国家大数据平台;要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做好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数字化迭代升级;要建立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生态链模式,对需要自主研发的关键设备及技术给予政策倾斜;要鼓励更多企业参与国家大数据安全的标准规则制定,参与关键设备及软件开发等。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表示,当前围绕5G的科技创新协同不足,制约5G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应用普及。在基础理论方面,当前5G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停留在通信学科内部,难以充分满足面向工业生产高精尖领域对确定性性能保障的需求;在核心技术方面,我国部分技术储备相对薄弱,网络安全和产业链安全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在互补型技术方面,当前5G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发展仍处于“单兵作战”模式,缺乏融合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组合拳”效应发挥不足。

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两校师生被禁止使用MATLAB软件引发广泛关注,又一次将工业软件“卡脖子”问题呈现给国人。

新建成的南方电网重点工程——昆柳龙直流工程第19标段进行跨北江封航施工

数字化转型上亟待破解“卡脖子”难题,尤其是在受疫情影响,全球化进程面临困境的当下。

已经卸任的央企老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指出,当前我国包括投运核电机组在内的核工业数字化仪控,仍以国外进口品牌为主。在建、拟建的核电机组仪控国产化工作虽已迈出一大步,但核心技术较国外先进技术仍有差距,特别是中高端芯片、仪器仪表、分析仪表等关键部件仍为进口品牌,核心的数据库技术、核心算法和安全管控软件也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外。

王寿君建议相关部门对核工业数字化产业提供政策支持,促进核工业实现先进数字化转型;依托国家重大专项设立专项资金,研发核工业数字化产品。

目前没有攻克的难题,往往都是多种原因掣肘的深层次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东风汽车集团董事长竺延风表示,我国已是制造业大国,也是制造业强国之一,但在关键设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关键工艺领域仍存在不足。竺延风建议,应建立各类应用实验室的综合开放平台,有效提高已有实验室利用率;重大关键装备建造采取“揭榜”模式,鼓励各类企业踊跃竞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一重集团董事长刘明忠表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虽然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要清醒认识到短板也十分突出,特别是缺乏集共性技术研究、中间试验、工程化应用及产业孵化于一体的创新平台,这将严重制约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刘明忠认为应加强我国重大高端技术装备研制能力建设,尽快组建国家大型铸锻件技术创新平台,开展颠覆性技术如大型锻件的增材制坯技术等基础共性技术研究。

完善应急保障体系

问题暴露短板,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结合企业专长,如何强化应急保障体系,也是不少企业代表关心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清明表示,此次疫情也暴露出公共卫生防控领域的短板,急需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立体防控体系。国家应重点增加专项投入,从基础设施储备模式、大数据管理、通信保障、物流能力建设等各方面,健全国家应急应用物资战略储备体系。一是建立指挥有力,责任明确,响应迅速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立体防控组织机构。二是实现应急物资的多模式储备。三是建立应急物资的智慧供应链平台和应急通讯保障系统。四是建立应急物资指定机构和专业队伍,加强应急演练。

在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粮食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全国人大代表、中粮集团党组副书记、总裁于旭波建议优化民生物资保障的应急管理体系及联动机制,保障特殊时期的粮食安全。他建议国家选拔一批保障能力强、具有社会与政治责任担当的民生物资保供企业以及物流企业为主体,完善政企之间应急联动和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充分整合社会现有的生产、加工、物流、仓储资源,以市场化为手段,构建跨区域的应急保障供应体系,优化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提高应急供应和配送能力,增强突发事件应对的灵活性和及时性。

全国人大代表、中化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杨华也建议,加速建设完善国家级农业投入品(化肥、种子、农药等)应急保障战略体系(国农保障),在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突发风险挑战下,保障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提升农业产业链整体抗突发风险的主动性和系统能力。

如何强化应急救援体系?全国政协委员、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吴希明建议,要军地一体,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从我国国情以及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需求出发,以军民共用、平战结合为原则,分级建设航空应急救援总体管控体系,实现对城市、森林、草原、山地、海洋等全域空天覆盖。在中东部城市密集、经济发达地区突出“三救”(灾害救援、医学救助、事故急救)需求,按人口分布,建设40分钟抵达机制航空应急救援保障中心网络。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城市出行该如何保障?在全国政协委员、一汽集团总经理奚国华看来,除完善城市出行应急交通管理办法外,还应该从出行车辆防控的措施和数字化的管控两方面做文章。奚国华建议,应建立国家级数据平台,对各类公共出行企业以及车辆有关信息进行整合,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应急交通的能力。(《国资报告》记者 饶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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