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青海一处代号为“二二一厂”的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研究，远离故土，隐姓埋名，在戈壁滩上一待就是几十年。如今，这些见证了“蘑菇云”升空的老人虽已步入晚年，依旧不忘初心，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戈壁沙漠里的动人故事。他们在上海建立了“蘑菇云”党支部，还筹建了一个“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内景。

自1955年起，我国核工业开启艰苦创业历程，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为青海“二二一厂”）建立。在“两弹”参与者中，有82位来自上海的年轻人，陆续再回家乡，已是满头银发。

“去之前，我们只知道要去边疆，从事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事业，只知道那里条件艰苦。但我们不知道，那里的生活这样困难。”原核二二一厂二分厂党委副书记、“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支部书记陈福良说。

据他回忆，他们所处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常刮大风，来自东部地区的人们往往不适应，心跳加速、口干舌燥、常流鼻血，身体经受很大考验；蔬菜食品供应困难，因为海拔高，饭菜无法煮熟、馒头夹生粘牙……“后来，厂里组织开荒种植、捕鱼打猎，我们都挺过来了。”

在这群无名英雄的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仅隔两2年零8个月，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父母去世时自己没能回来，孩子都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的。”陈福良说，“但是，如果再做一次选择，还要选择这项事业。”

“退休之后，我们能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做点什么？”这是当时陈福良反复思考的问题。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和陈福良一起回到上海的其余81位老人。

原核二二一厂二分厂质检科长、“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负责人许震贵记得，2002年，在上钢新村街道办及浦东新区的帮助下，最初仅有13平方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办起来了。为了生动展现核研制过程中异常艰苦的工作、生活场景，他们捐出自己珍藏了多年的历史照片、相关证书、纪念奖章及物品等，有的甚至不远千里去青海收集资料。

步入展厅，写有“两弹一星”精神的墙面映入眼帘。厅内围绕“光辉历程”“激情岁月”“金色晚年”等主题布展，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一段感人的故事，每一个物件都能勾连起昔日难忘的回忆，它们还原了青海“二二一厂”走过的艰辛历程，展示了80多位来自上海的年轻人为国防事业奉献青春的激情岁月，也记录了“两弹”功臣回到上海为社区建设发挥余热的精神风采。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作为亲历者，陈福良等人更能体会这24字背后的力量。

面对一张展出的“二二一厂”的照片，同在原二二一厂工作的“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王钰德深有感触。照片上是空旷的荒原、简陋的厂房、扬尘的土路。“我们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但大家都有强国的信念，所以苦中作乐，用行动去捍卫理想。”王钰德的所言所想，与“四个一切”的核工业精神也紧密契合——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

在原“二二一厂”工作穿用的防寒、劳保用品。

从“两弹一星”精神，到新时代核工业精神，正是一代代核工业人用青春汗水铸成的事业之魂、力量之源，凝聚着核工业人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这也是新时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无论是在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年代“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还是核电起步后的大发展“挺直民族核电的脊梁”，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承和弘扬这种精神。

“年少时，我们响应国家号召，只为强国；退休后，就是要把我们当年那些身边的故事讲出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传承下去。”他们的想法很真诚，也很直接。这群老人很清楚地知道“我是谁”“为了谁”。

“在基地创办之初，我们还担心这些故事不会有太多人关注，但在过去的近20年来，基地已经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15余万人，现在展厅面积扩展到了150平方米。”许震贵说。他们还深入机关、学校、部队，宣讲“两弹一星”人的爱国情、报国志。

爱国不仅仅是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感情，更是一种行动自觉。这群耄耋老人身上有着“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他们有人还热心社区大事小情，主动担任楼栋长；上海全面实行垃圾分类后，有人带头分类，甚至在风吹日晒中值守垃圾桶；青海玉树发生地震，他们积极为“第二家乡”捐款援助……

“我们生长在红旗下，无论身处何方、身在何地，都要脚踏实地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陈福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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