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央企业如何积极参与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之中，成为国务院国资委的重点工作之一。

2015年10月以来，国资委主任张毅考察多家央企，并主持召开央企“双创”座谈会。张毅认为，中央企业推动“双创”工作，既是突破自身发展瓶颈、增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也是带动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共同打造创新生态系统的迫切需要。

然而，有不少人认为，央企多是巨无霸，“创客”是微生物，两者能否融合存在不确定性。还有人认为，“双创”热潮有可能又是一阵风，并不一定能对社会发展和国家经济转型起到实质性帮助。

针对这些疑问，企业观察报记者跟随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组织的“走进新国企央企创客”采访团，走进了大唐电信、华侨城、南方电网三家央企，寻找答案。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文成调研后表示，“双创”离不开央企的参与带动，更离不开其强大的工业基础支撑。“目前央企将创新创业精神与主业、实业结合的做法效果明显，正成为社会创新主力军。”

大央企也有小“创客”成果丰硕

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创新能力差，一直是一个社会热点话题。这一并不公允的说法，有着明显的时代背景。央企所创造的高铁、核电、航天等大批在国际上知名创新产品与普通消费者距离过大，是造成这一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互联网+”和“双创”时代的到来，或将改变这一局面。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即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简称大唐电信集团）是我国自主创新3G TD-SCDMA和4G TD-LTE国际标准的提出者、核心知识产权拥有者，并在5G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我国通信产业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现在，这家高大上的央企正在推出更多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产品。

葫芦手机，是大唐电信股份所属新华瑞德公司创客团队开发的一款定制手机。大唐电信股份副总裁杨勇介绍说，该手机拥有两项核心专利技术，该技术使手机产生的电磁波辐射SAR值达到全球最低，为0.089w/kg，仅是iPhone辐射值的1/10。

移动互联网保险平台安途也是该公司创客团队开发的。安途保险推出的第一款产品——航延乐，是国内首推的1分钟起赔，按分钟赔付的航空延误险。企业观察报记者由北京飞往深圳时购买了延误险。飞机抵达后，微信接到提示，已经赔付13.5元。

大唐电信股份总裁王鹏飞介绍说，目前互联网企业很多，大唐电信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了资源型领域作为接入口，意在搭建政府与民生之间的桥梁。除上述产品外，大唐电信分别在“互联网+社区”“互联网+健康”“互联网+教育”等领域推出创新产品。目前已拥有用户超过一亿人次。

记者了解到，目前大唐电信已经聚集了专业“创客”超过700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6.5岁，其中团队负责人的平均年龄为29岁。

在南国深圳，华侨城也有着一支同样年轻的创客队伍。深圳华侨文化旅游科技股份公司（下称文旅科技）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坚介绍说，他的团队平均年龄为26岁。就是这样一支力量，近几年已经先后开发了VR六自由度座椅、直幕3D影片、表情捕捉系统、3D立体拍摄技术等新型旅游科技产品。

记者在该公司看到，两名年轻人正在挥动武器对打，身上佩戴了各种感应装置，为的就是利用自行开发的惯性运动捕捉系统捕捉打斗的运动轨迹，以提高游戏人物动作的真实性、观赏性。

年轻人的创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李坚说，公司业务从最初的360度全景天地剧场、影视跳楼机、飞行影院等二十余项单体的产品，已成功扩展到集文化旅游主题景区的创意、设计、研发、建造等总体实现于一体的综合服务提供商，并成功进入国际市场，项目输出到土耳其、印尼、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0月30日，文旅科技正式在全国股转系统（俗称“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成为华侨城集团旗下又一家公众公司。

尽管80后、90后是创客的主力军，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年龄段的央企人就无缘于此。

出生于70年代的周毅波是广西南宁供电局计量中心的员工，从事电能计量试验、科研、管理工作已近20年。2014年，由周毅波及其工作室同事研发的快速三相电能表自动压接装置获得南方电网公司职工技术革新成果一等奖。

有了这套装置，员工不拧螺丝、不用工具就能快速完成电能表检定装、接、拆全过程，电表检定工作化繁为简。据悉，使用该装置检定24只三相电能表的接线工作由1个多小时缩减至2分钟，接线工作效率提高了近30倍，单日检定量由48只提高至72只，电表检定工作效率整体提高了1.5倍。

在周毅波看来，“创新并不一定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改变，创新更着重于去探索新的方法提高效率。”秉承着这一理念，周毅波主持完成了20项科技项目，研究成果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南方电网公司科技进步奖等省部级奖8项、地市科技进步奖12项。

同样是对于日常工作的改进，南方电网中山供电局的创客们则研发了一台机器人。记者采访期间，这个300斤的“小胖子”正在桂山变电站内巡视。

中山地处亚热带，雷暴高发。按照操作规章，雷雨天气时变电站员工不能出门巡视，而往往这个时候是故障高发期。为了应对这一问题，2008年起，以桂山变电站站长张新明为首的创客团体开始研发机器人。

2013年12月起，这个外形很像一台玩具车的小胖子就能独立完成变电站内测温、巡视、采集数据等工作，雷雨天气也照样能工作。工作结束后，它会自行回到家里充电。

刚刚服役不久，小胖子就立了一功。2013年12月4日15时47分，小胖子测得有一设备温度异常，立即报警，及时消除了隐患。

打造创新生态集群多方共赢

中央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双创”工作中地位特殊。国资委主任张毅表示，央企有责任有义务打造创新生态系统，引领小微企业共同创新。

实际上，不少央企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比如中航工业建立了“爱创客”平台，航天科工则成立了“航天云网”创新系统。截至2015年10月，中央企业牵头国家及地方技术创新战略联盟141个；52家中央企业共发起和参与基金179只，募集资金总规模超过5000亿元；构建面向社会的创业创新孵化平台57个，创业创新技术平台27个，创业创新活动平台23个，有力地带动了全社会创业创新。

在这些平台中，大唐电信打造的369 CLOUD云服务平台颇具特色。大唐电信副总裁杨勇介绍说，所谓369，是指创客可在3个月完成产品开发，6个月完成试点产生数据，9个月完成融资。

在这一平台中，大唐电信会通过评选的方式，选择内部或者社会上创意大赛中合适的创业项目进行洽谈，谈判后提供创业平台，包括种子基金和创业地点，以及相关的技术支持。

杨勇表示，这一模式能节省创业团队70%-75%的研发费用，缩短了项目的开发周期，实现了项目产品的快速上市，有效降低试错成本和创业项目风险，提高了项目创业的成功率。“从产品开发成功到获得A轮融资，全国比例大约是50%，而这里是90%。”

对此，王鹏飞认为，这一成型于去年的创业生态模式还正在探索中，但其价值在于打造了一个多方共赢的生态圈子。

获益的不只是创客们。对于大唐电信而言，贴近创客则开拓了主业的范畴。“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卖设备，现在我们在考虑为一些场所免费提供设备，找运营商合作盈利。”王鹏飞说。

由于行业特殊，南方电网的创新更加内部化，但是央企与外部合作的案例在这里也有着成功的典范。

记者在南方电网佛山计量中心看到，两顶智能头盔已经进入试用阶段。头盔前方有一块透明显示屏，可以显示图像并接受语音指令，头盔佩戴者还可以与后方进行视频对话并将视野内景物实时回传。堪称工业系统的谷歌眼镜。

研发牵头人林峻说，电网系统作业环境很特殊，以前为了保障规范作业，操作时要填写PDA表单。但是，因为很多作业需要攀爬，手持设备使用不便。“受谷歌眼镜的启发，决定将安全帽利用起来”。

但是，因为显示屏的生产厂商在台湾，为了合作方便，林峻找到了佛山威格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夏伟涛。林峻将创意描述出来后，夏伟涛及其团队负责实现、采购等环节。

据了解，目前研发智能头盔的央企不少，但南方电网是最早将其由构想变为现实的企业。

同样是创业平台，华侨城打造的华侨城创意文化园（OCT-LOFT）则更具开放性特点。

在一片由旧厂房改造而来的园区内，目前已有230多家创新创业机构入驻，2014年这里的5000名从业者贡献了90亿元的产值。“如果拆掉卖地，华侨城至少能获得50亿元收入，现在只收取较低的房租。”华侨城股份副总裁姚军表示，这体现了央企的社会责任意识。

园区最为知名的代表，就是今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实地考察过的柴火创客空间。管理员李欧亚表示，这里如今已经吸引了不少手捧创意，以及手握资金的创客前来对接，成为线下互联网的雏形。

作为曾经怀揣梦想的创客，华侨城文旅科技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坚已经成为了央企的一份子。3年前，华侨城出资1800万，获得了文旅科技60%的股份。如今，文旅科技年收入已经超过3亿元，翻了好几番。李坚说，独立的创客团队在创意构想实施方面面临资金、品牌的压力，“央企放大了我的梦想，并把它变成现实。”

作为投资方，华侨城已获得3000万元现金分红，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文旅科技挂牌新三板后，估值超过7.27亿元。李坚认为，这就是央企品牌携手创客团队共赢的结果。

借势国企改革扫除“双创”障碍

在央企工作了将近30年，华侨城股份副总裁姚军深切地认识到，央企并不是没有创新能力。他说，华侨城从30年前的一片滩涂发展到如今的千亿产值，靠的就是不断创新。“欢乐谷几个月就要更新一次产品。产业结构转型也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姚军表示，事实证明，央企拥有的各项资源让其在创新方面很有优势。“问题在于，应该怎样激发出创新活力。”

大唐电信总裁王鹏飞同样认为，国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活力问题。

活力从哪里来？大家无疑已经形成了共识，向改革要红利、要活力。

目前，多家央企已经在探索更适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机制。比如大唐电信正计划将369云平台所在新华瑞德改造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目前该公司已经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南方电网则计划充分利用国家政策，使核心创新团队参与到创新带来的股权、分红权分配过程中。

对于创新平台的管理方面，华侨城和大唐电信均采用了特殊化的考核办法，在工资总额和人才激励方面予以倾斜。“对于创新平台，我们更关注其溢价率，而不是收入、利润等传统经济指标。”王鹏飞说。

运行机制的变化带来了活力的提升，也引起了外部创客的极大兴趣。前不久，国内某知名互联网企业高管甘愿放弃高薪工作和巨额股权，加入到369云平台的某一新项目团队中。

目前，在这一平台中，来自外部的创业团队有一半。另一半则是大唐电信的员工。无论来自何处，一旦他们的项目孵化成功，则自动脱离369云平台，自立门户。“如果一年内项目还没有实现融资，团队就地解散，吸收重组到其他团队，创新成果组件上传后共享。”杨勇表示，这样能用有限的资源扶植更多创业团队。

改革也建立了更加符合创业环境的容错机制和更加包容的创业文化氛围。

在369云平台上，平均年龄26.5岁的创客们喊出了“争当CEO，迎娶白富美”的口号。不难想象，这样的声音在传统央企会遭到怎样的待遇。然而在这里，王鹏飞只是一笑了之。“如果失败都能允许，文化就要更加包容。”

事实证明，管理方式和文化的转变，明显激发了创客们的积极性。杨勇介绍说，创客团队出差，会主动选择更加便宜的红眼航班，住快捷酒店，管理成本大度下降，“为的是将有限的资金全部投入到创业过程中。”

南方电网科技部综合管理处副处长阚伟民表示，创新成功离不开敬业精神，更离不开创新的平台、机制、文化。阚伟民说，南方电网构建了1+9的创新体系，2013年至今，投入一亿元直接用于创新，其间取得成果1009项，其中127项获奖。建立的191个创新工作室，解决了390个实际问题。

当然，毕竟新一轮国企改革才刚刚展开，央企创客们面临的一些制约性条件还没有完全消除。

李坚说，文化创意产业与国外联系紧密，出于业务需求，他本人经常需要出国。前段时间美国举办一次大型展会，他申请去参会，但23天的申请最终获批为13天。另外，从创意产生到转化，论证的时间长也让他不太适应。“痛并快乐着”。

对于南方电网这样的企业，科技投入的核算，以及如何平衡企业效益和社会效果，也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难题。对此，阚伟民认为，应该尽可能利用国企改革的大好机会，培育创新的土壤，呵护创新的幼苗。“南方电网将开启双创计划，用足政策，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对此，国资委相关人士表示，国资委将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利用国企改革的良机，为央企双创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事实上，从数据来看，201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22.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5.85%。2013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达到20.8%，连续4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国地位。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从中德贸易角度看，两国都是出口大国，中国在出口方面不逊于德国。尤其是，德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正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变为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类产品。

德国连续30余年保持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欧盟对中国出口中一半来自德国，自中国进口的四分之一流向德国，中国自欧盟的技术引进中有四成来自德国。“这说明，两国都是出口大国，出口额是差不多的。德国确实很强，但从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变化来看，中国正越来越强。”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主任龚晓峰说。

中国对德出口的产品早已不是初级产品。据了解，目前中国对德出口产品主要是计算机、电视、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玩具等，说明中国对德贸易的产品附加值和技术水平正在显著提高。德国铁路公司日前表示，将在中国采购列车及零部件，认为中国产品质量已今非昔比；中国手机在国外供不应求。这些事例，都证明中国工业正在向高端迈进。

同时，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吨乙烯成套装备、风力发电设备、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等装备，产品技术水平已跃居世界前列。在上述这些领域，中国并不落后于德国，有的甚至更强。

“但是从综合水平来看，中国仍然落在德国后面，工程院通过设计4个制造业强国的指标体系，分别为规模发展指数、质量效益指数、结构优化指数和持续发展指数，我们在后面三个指标上都落后于德国，这使得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综合指数仍然落后于德国和日本，更落后于美国。具体来看，我们的质量效益指数仅为德国的37%；结构优化指数仅为德国的55%，在可持续指标方面我们也落后于德国。”石勇认为。

用并联模式追赶

今年是中欧建交40周年，也是中德创新合作年。随着中德两国交流的深入，中德在科技和产业创新上的合作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工业4.0”是德国工业和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德国希望借助传统工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保持其全球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异曲同工。它们共同迎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到来，为自己的制造业争取更大的机遇窗口，两个战略主攻方向都是智能制造。

但是，由于两国制造业基础的不同，两者发展重点也有所区别。德国是制造业强国，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另外，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德国已完成工业3.0，而中国工业化发展历史不长，大部分还没有自动化和数字化，尚处在工业2.0阶段，部分达到3.0水平。德国可能是一种串联式发展，中国则更可能是一种并联式发展模式。

德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更是制造业强国。如果说“德国制造”推进了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那么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制造”对德国的进一步贡献则是，随着进入德国市场的中国产品技术水平的逐步提高，将直接推动德国企业的技术革新与产业转型，进而有利于德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中德两国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比较优势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具体表现在，德国中小企业产品的优势为领先技术、专业设计、高品质、工艺精湛及可靠耐用，在专业应用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中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则以适用性、通用性及高性价比取胜，主要定位于大批量的经济型市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国中小型制造企业不同的产业优势是可以互相衔接、互为补充的。两国中小企业之间要加强产业内的分工与协作，围绕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互补共赢的产业合作模式。如在德国企业占有传统优势的专业设备领域，可通过OEM及ODM方式更多地采用中国企业生产的非核心部件，使在保持产品性能与质量的同时，降低制造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德国企业相对逊色的标准化产品领域，则可通过技术转让、授权生产、组建合资企业等方式与中国厂商合作生产，形成综合竞争优势，填补市场空缺。我们相信，如果德国的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生产工艺及质量管理体系，结合中国良好的产业基础及优质廉价的人力资源，可以形成全球性的制造业竞争优势，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

石勇举例说，就机械工业而言，中国的第一个优势是未来10年将继续保持全球机械制造第一大国的地位，不仅是规模庞大，还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制造体系。第二个优势在于市场空间巨大，对于先进技术、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拥有巨大的需求。根据VDMA的统计，中国持续作为德国机械第一大出口市场。这些市场也成为我们培养自身能力的关键性战略资源。第三个优势就是近年来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持续提升，部门领域已经从进口替代成功走向了出口拓展，比如我们的工程机械领域。根据德国VDMA统计，中国部分机械领域出口已经实现全球第一。在有出口统计数据的机械行业32 个细分领域中，德国机械在16 个领域世界第一，尤其是驱动、传动和农业机械方面，在9 个领域德国生产商世界第三；美国在4 个领域全球第一；日本在5 个领域世界第一；中国已经在7 个领域世界第一，部分领域世界第三德国仍然是全球领先的装备制造业体系，在制造高端复杂装备领域具备强大优势，拥有许多知名的企业和品牌。在装备制造业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中国应加强德国创新资源、高端装备制造资源的挖掘利用。

中国制造和德国制造在产业结构、发展路径上存在较大差异，德国模式不能照搬到中国，但是通过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合作，我们可以在持续、深度的合作中去学习，去提升，通过和德国的合作，中国不仅可以获得一些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更是希望能够寻找源头活水，多多学习德国的工业精神、创新理念、教育方式。通过和德国人的合作，我们或许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提升。

对于德国来说，中国的市场空间仍然很大，例如在装备制造业中，中国中端市场的规模，将会远高于高端产品市场。目前德国在中国的主要投资地区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多是一些大城市，所以，对于德国的中小企业来说，仍然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也认为，中国和德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都是世界工业制造大国，也是出口最多的国家。中德有共同的目标，德国要保持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中国想赶上这个领先地位。与美国依靠信息技术不同的是，由于中国与德国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突出制造生产，双方希望通过合作制定下一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标准。

从战略协同到组织协同

“未来两国的合作将更多侧重于高技术领域”，石勇告诉记者，中德双方合作的最终落足点在于企业。对于德国企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会成为关心的重点。也有一些中国企业希望能够进入到德国市场，近距离接触当地的技术、人才和一些创新基础设施，但它们可能会由于经验不足，更担心对于德国当地的法律、制度甚至文化不够了解，从而难以形成明确目标。

双方合作已经开始落在实处，柯慕贤介绍说，今年夏天，两国签署了一些相关协议。有一批德国企业正在寻找中方伙伴，希望共同面向工业4.0的方向发展。例如：SAP与华为开展了合作；西门子在成都有一个生产基地；博世公司在苏州也有一个生产基地。这些工厂还不完全是工业4.0，但已经达到了工业3.6、3.7的水平。

在未来合作过程中，中国的中小企业要积极开拓视野，创新国际业务方式，改变以往原料从国外进口、生产加工在国内、产品销往国外的“孤岛化工厂”模式，积极走出去设立研发机构与生产基地，主动实现与国外企业尤其是与德国中小企业的产业衔接，共谋互利发展。

德国制造业和中国制造业现在已经在战略层面上形成了高度协同，应积极推进各领域的企业加强合作形成组织协同，同时加快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和技术资源的协同。双方的合作角度可以在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市场拓展各个角度全面展开，双方的合作将会更加多元、互利和可持续。（刘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