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国资委直属机关团委 发布时间：2010-08-13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软科学研究课题结题报告
一、选题背景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过去的两年内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在危机中，一方面中央企业经受了“环球同此凉热”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又展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风采。在金融危机阴影逐渐退却之际，本研究报告以金融危机对于中央企业的影响以及中央企业的应对策略为选题，力图通过对中央企业这一群体的透视与分析，探索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的原因和危害的烈度，总结中央企业诸般应对危机措施的得失，并提出进一步推进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建议。
(一)危机历程
金融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孪生兄弟，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自1618年罗马帝国货币危机以来，金融危机大约每10年就会爆发一次，只是每次危机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不同.但是，各次危机经历的阶段却是大致相似的，均包含了危机形成、潜伏、苗头初现、加深、爆发、干预介入和得到遏制这些环节。本次危机强度和广度是罕见的，但其经历的阶段却与绝大多数危机相似，可以归结如下：
危机形成期（2000－2003年）：2000年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后，美国为刺激经济采取的低息政策和房贷政策为今日危机的形成埋下了隐患。在此后的经济发展中，上述政策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逐渐积累了危机产生的各种条件。
危机潜伏期（2004－2006年）：自2004年起，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开始加息。一系列加息活动使得利率从2003年的1%（50年来的最低值）上调至5.25%。同期，房价调头下行。房价每季增长率从2006年第三季开始为负。房市泡沫开始破裂，大量房贷断供和丧失抵押赎回权，造成按揭抵押房贷的证券化（再证券化）产品的价格大跌。
危机显现并逐渐加深期（2007－2008年6月）：金融机构因房贷证券化产品价格下跌而造成资产减值，引发金融机构资金周转困难。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次贷危机浮出水面。接下来的半年，受次贷坏帐影响，华尔街顶级金融机构贝尔斯登、美林证券、花旗等纷纷公布严重亏损财报。随后，金融资产价格缩水程度因金融机构普遍的高杠杆率而加剧，因普遍的交叉持有而蔓延。
危机爆发期（2008年7月—10月）：危机从投行蔓延到银行业和保险业，到2008年7月间，众多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包括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陷入困境，次贷危机逐渐向金融危机演变。9月15日，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外部干预介入（2008年10月至今）：9月16日，美联储向AIG紧急注资850亿美元。21日，美联储宣布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成银行控股公司。至此，美国五大投行全部倒台。10月初，美国参众两院批准布什政府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此前，英、法、比、荷各国政府纷纷以各种形式——接管、注资、国有化、提供担保——等形式救助陷于困境的各大银行。10月13日全球主要经济强国宣布“无限额”向金融部门注资，阶段性地稳定了金融市场的灾难性下跌。图1.1示意了危机的过程：
图1.1 |
（二）金融危机影响全球
本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发轫于金融领域，殃及于实体经济。现代实体经济高度依赖于金融经济，当金融经济出现系统风险，实体经济就会因信贷紧缩得不到融资陷入困境，极端情形下就会开始破产倒闭，从而全社会失业率明显上升。全社会预期可能因此改变，居民压缩消费、各个市场均开始萎缩，金融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
早在2008年2月，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就已经显现。当月美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房屋消费指数、非农业就业人数、零售业指数均已恶化数月。但当时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威力认识不足，依然希望危机限于虚拟经济范畴。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迅速呈现。美国GDP三季度出现负增长，增幅-0.5%；四季度负增长6.35；2009年一季度负增长6.1%。美国失业率从2007年4月的4.5%一路攀升至2008年7月的5.7%，7月以后，失业率更是一路飙升，至2009年10月已达10.2%。国内消费方面，美国在2008年第三季度消费开支下降3.7%，为17年来的首度下滑。
本次金融危机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影响的全球性。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强化了这一点。美国危机通过影响全球金融系统和国际贸易体系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无论是发达经济体如欧盟、日本，还是新兴经济体如印度、韩国、拉美等均不得幸免。我国经济同样受危机影响，这在后文的分析中可见一斑。
金融危机还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的格局。应对危机需要各经济体的合作，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开始受到关注。20国峰会成为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协商的重要舞台。
本次金融危机还引发了对原有经济模式的深刻反思。市场新自由主义的信念受到挑战，人们对虚拟经济、信托责任、自由市场的界限、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了新的认识。
在此背景下，总结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中央企业的影响，反思中央企业在危机中的作为，探寻我国中央企业的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方向和发展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央企业的影响及原因
（一）金融危机对中央企业影响的定性分析
下图2.1.1简要示意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机制，即全球金融危机通过金融资产、净利润和利息支出三种渠道影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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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1 |
1．直接影响途径：金融资产大幅缩水
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股市可谓一泻千里。2008年11月21日，道琼斯指数跌至7449点。。同期，国内上证A股指数也从2007年12月21日的5101点高位放量下跌；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达到最低点——1664.93点，下跌幅度高达67%。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是中国A股市场下挫的始作俑者，但是整体经济环境恶化和投资者的恐慌心理无疑加剧了国内股市的恐慌性杀跌。见图2.1.2。
图2.1.2 |
不幸的是，中国的企业向来热衷向金融市场投资。统计数据表明，有超过30%的投资活动现金流投向权益性、债权性资产。以中煤能源为例，2007年其投资性现金流出为143亿元，其中只有41%流向固定资产类投资。而受2007年国内资本市场赚钱效应的影响，2008年投资活动净现金流出额中投向权益性、债权性资产的比例从2007年的30%上升至35%。扩大的投资规模和减小的边际收益使得企业的金融资产巨幅缩水。
2．根本性影响途径：净利润及净利润增长率减少
利润=（产品销售价格—产品成本）×产品销售量 （公式3-1）
根据公式3-1可知，金融危机降低企业的利润的途径有三：降低产品的销售价格，提高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包括原材料和各种费用）和降低产品的需求量。
（1）原料商品的价格巨幅波动
自2006年上半以来，由19种原料商品组成的CRB指数、农产品基金指数，均呈前段大幅上升，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大幅下跌的巨幅波动状。据彭博社资料，2008年6月底至10月间，CRB指数下跌43.09%，农产品基金指数则下跌46.53%。
统计显示，绝大多数重要原料商品的价格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业产能随美国的负债消费膨胀而扩张的带动（及大规模的投资炒作）之下大幅上涨，随后又追随美国的去杠杆化引发的消费萎缩而大幅下跌。其中，铜价，2003年为1500美元/吨，2004年开始上涨，2007年底已达6695美元/吨，2008年7月创出8940美元/吨的最高价，但是至2008年12月，铜价已经下跌到4000美元/吨，跌幅超过40%。铝价近年来最高达3000美元/吨，2008年底仅1500美元/吨左右。镍价最高曾达51800美元/吨，目前仅9000美元/吨。其他如锡、橡胶等大宗原料商品概莫能外。
不难看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重要基础原材料商品的价格波幅甚至比美元汇率指数 的波幅还要大许多。使我国企业雪上加霜的因素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至今是粗放型的，经济的持续增长高度依赖于国外原材料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0%；截止2009年第三季度，该比例已上升至53%。2008年我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为35%；2009年第三季度显示的数据为42.28%。2007年钾盐的对外依存度为70%；同时我国90%的铬铁矿和镍矿依赖进口。重要原材料和矿产资源过高的对外依存度使得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跟随着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起起落落。但在销售价格方面，由于价格粘性的作用及原材料采购与产成品销售之间存在的时滞，企业的销售价格与生产成本是无法实现同步的。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加大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剧烈波动的价格行情往往会使企业无所适从。
（2）中间产品和产成品价格波幅增大
原材料价格的波动直接导致了中间产品和产成品价格的波幅增大。虽然目前产成品和中间产品并非国际期货市场上交易的标的品种，但是绝大多数产成品和中间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联。即便是那些国内产能无法满足国内需求的产品，国际价格的巨幅下挫也会迫使国内的生产企业降低产品的出厂价格。这与对外依存度的高低无关。即使是对外依存度很低的产品，国内外的价格差只会使得国外厂商进一步挤兑国内厂商。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企业对于很多产品拥有的是“比较劣势”。以铁矿石为例，我国国内的铁矿山以贫铁矿为主，并且采矿的深度呈现日渐增加的趋势；而澳大利亚的铁矿山多数为露天的富铁矿，不仅矿石的含铁量高，也更易于开采。这些资源本身存在的差异使得我国的铁矿石成本远高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成本。因此，当国际市场上铁矿石价格巨幅下滑时，我国的铁矿石开采企业比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开采企业先到达盈亏平衡点。这时，在残酷的市场竞争面前，很多国内的铁矿石开采企业不得不减产甚至停产。
根据统计，2008年至今，几乎所有的中间产品和产成品都经历了一个价格频繁剧烈波动的阶段（见图2.1.3）。同时，大多数产品的价格指数与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势同步，从2008年10月开始出现大幅下降。以钢铁为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同时也是最大的钢铁出口国。2006年10月钢材出口价格约为667元/吨；从2007年5月开始，钢材出口价格一直上扬，到2008年11月已经达到1318元/吨，增长幅度约为97%。此后，钢材出口价格一路下滑，截至2009年10月，价格已经回落至780元/吨（见图2.1.4）。
图2.1.3 |
图2.1.4 |
但是，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增长率与产成品的增长率并非总是保持一致。当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价格的增长率高于产成品价格的增长率时，企业的边际利润率就会减少，甚至为负值。以钢铁行业为例，2006年10月至2009年10月中有13个月出现铁矿石进口价格增长率超过钢材出口价格增长率的情况（见图2.1.5）。
图2.1.5 |
（3）产品需求量波动剧烈
一般来说，产品的需求量与价格反向运动。但是统计显示，在一定的价格承受范围内，当市场价格出现小幅上升时，需求会出现大幅下降；当市场价格出现大幅度回落时，需求的增长十分有限（见图2.1.6、2.1.7）。因此，无论是价格上升或下降，企业都需要承担一定的损失。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受需求波动的影响也增加。
图2.1.6 |
图2.1.7 |
3．间接影响途径：利息支出日益增长
根据筹资活动现金流的分析结果可知，危机期间中央企业的筹资活动现金流为正。2008年第三季度，筹资活动现金流为正的A股市场上市中央企业达到峰值，接近62%。结合中央企业平均高于51%并且仍在持续增长的资产负债比率，企业的利息负担会变得日益沉重。
关于金融危机对中央企业的影响，目前已有不少定性研究。本报告以为，以定量研究的方法，能够对该重要问题取得更为直观和准确的认识，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此类危机的政策建议。本文以在A股市场上市的190家中央企业为样本 ，通过企业公开报表收集数据，数据跨度为2006年至2009年第三季度，包含了金融危机前夕和整个危机过程。数据的涵盖性、对比性和时效性俱佳，能够反映中央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整体状况。
（二）金融危机对中央企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1．描述统计之一：金融危机对央企净利润和净利润增长率的影响
盈利是现代企业首要的目标。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利润方面。依据本文取得的数据，从2008年至今共7个季度，仅旅游酒店、医药、金融和工程建筑4个行业所有企业每季度都实现盈利；而有色、化工、建材、钢铁、包装、运输物流、计算机、电子信息、发电、纺织服装10个行业中50%以上的企业都曾出现过亏损；其中个别企业，如航天长峰、华银电力、中卫国脉的等甚至连续7个季度出现亏损。可见，中央企业利润整体显著受金融危机影响（见图2.2.1）。
图2.2.1 |
同时，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央企业的净利润增长率。即使是那些连续7个季度（2008年至今）实现盈利的企业，其保持利润持续增长的能力也大大减弱。据统计，2008年至今，190家在A股市场上市的中央企业中（除去ST企业）没有一家企业实现了净利润增长率的持续正增长。就行业平均而言，只有金融、传媒、工程建筑、旅游酒店、医药、包装印刷和煤炭7个行业连续实现了7个季度的正净利润增长率。
虽然本次金融危机影响了绝大多数中央企业，不同的企业和行业所受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与2008年全球经济“寒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中央企业中除传媒、纺织服装、石油化工、电力和有色金属5个行业外，其余行业均在2008年第三季度、2008年末或2009年第三季度达到了多年以来的净利润峰值。下图2.2.2-2.2.6分别为汽车、电子信息、建材、医药、房地产行业在2006年初至2009年第三季度期间的净利润动态图 。
图2.2.2 |
图2.2.3 |
图2.2.4 |
图2.2.5 |
图2.2.6 |
以上图示表明，上述五个行业利润增长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它们或者一直呈持续增长态势（汽车、建材、医药），或者在短暂萎缩之后强劲反弹（电子信息，房地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市场的消费惯性（在我国的高储蓄率下消费惯性尤其明显）、政府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及一系列刺激消费需求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同时，在金融危机前期，“危机正效应”的存在也会导致该现象的产生。所谓“危机正效应”，是指危机条件下资产价格下降从而刺激需求，导致部分行业表现反而优于正常时期。以汽车行业为例。在金融危机前期，由于危机传导的滞后性，国民对于危机的反应仅停留在感官层面，而依旧向好的各种经济数据会麻痹人们的危机恐慌意识，使得他们视不断下降的汽车价格为利好信号，加大对于汽车资产的购买。在我国汽车的价格弹性远大于国情的背景下，不断增加的汽车需求量弥补了由于汽车价格下降带来的亏损，推动整个行业的净利润达到了峰值。
然而并非所有行业都如此幸运。中央企业中那些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行业，如纺织服装、石油化工、化工和有色金属，其走势紧随世界经济颓势，行情惨淡（见图2.2.7-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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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9 |
图2.2.10 |
另外，电力和运输服务行业也是受金融危机影响非常显著的部门，原因可能是危机导致众多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减产甚至停产，企业开工不足，商务往来减少（见图2.2.11，2.2.12）。
图2.2.11 |
图2.2.12 |
2．描述统计之二：金融危机对央企现金流的影响
现金流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命脉。现金流意味着企业正常营业、支付股利、偿还债务、拓展业务的能力，关系公司的生存和发展。现金流分为三大类：经营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和筹资活动现金流。其中，经营活动是指直接进行产品生产、商品销售或劳务提供的活动，它们是企业取得净收益的主要交易和事项。投资活动是指长期资产的购置和不包括现金等价物范围内的投资及其处置活动。筹资活动是指企业筹集资金以从事生产和投资的活动，它导致企业资本及债务规模和构成发生变化。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经营性现金流反映了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投资活动现金流反映了企业的信心，而筹资活动现金流可以很好的监测企业的债务结构变动。
在公司财务中，有两种衡量企业现金流的方式，一种是考察企业现金流净值的增长率，即企业现金流净值的增长反映了企业经营活动(或投资活动或筹资活动)的扩张；另一种方法只判断企业现金流净值的正负。以经营性现金流为例，负的现金流净值表明企业的主营业务出现了问题。第一种方法适用于市场持续向好的时期，而第二种方法更适合像金融危机这样动荡的环境。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统计显示，2008全年，在A股市场上市的中央企业中，经营性现金流为负的企业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至2008年底，该比率降至3年来的最低点，为19%。虽然，2009年第一季度，该比率回升至40%，但是根据2009年第三季度的最新数据可知，该比率已重新降到25%（见图2.2.13）。
图2.2.13 |
在所有分析的190家企业中，有58家企业连续7个季度（2008年至今）实现正的经营性现金流。同时，从2007年至今，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实现正增长的企业个数一直维持在90个左右，即44%（见图2.2.14）。然而，2008年190家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同比下降了31%，其下滑幅度远远超过了当年净利润总额的下滑幅度（13.91%）。这些看似矛盾的数据表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虽然中央企业在整体上仍旧保持着稳定发展的态势，但是危机确实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所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原本经营性现金流增长迅速的企业，它们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
图2.2.14 |
同时，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造成报告期内中央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滑的重要原因是原材料成本支出的扩大。除了成本增加外，企业应收账款未及时收回是造成经营性现金流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未能及时收回应收款，也就成了通常所说的“纸上富贵”，不利于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投资性现金流是公司投资状态的晴雨表。一般而言，如果该指标为负，表明公司投资流出大于流入，表明公司正处在上升的阶段，成长可期。
根据统计，从2006年至今，在A股上市的中央企业中，投资性现金流为正的企业占比从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除了2009年出现了小幅回升，平均季度降幅为12%(见图2.2.15)。
图2.2.15 |
这些数据表明，2006年至今，中央企业的投资力度均比较大。截至2008年底，仅有不到10%的企业其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正。即使是在2009年中期，这一比例也只有14%。
因为投资性现金流净额等于投资性现金流入额与投资性现金流出额之差，所以负投资性现金流并不直接等同于投资性流出额的增加。但是，通过进一步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发现，尽管2008年全球股票市场的低迷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其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方面的投资规模正在日益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投资性流出较强的公司占比增大是部分中央企业利用全球金融危机这个最佳时机进行低成本扩容或产业整合的结果。这些数据还说明了金融危机并没有损害中央企业的成长性，同时企业自身对市场依旧充满了信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好比是企业的“后备部队”。筹资现金流与投资现金流间存在着反向相关关系。统计显示，与正投资活动现金流企业占比逐渐减小相符，正筹资活动现金流企业的占比正在日益增大。这一比例于2008年第三季度达到了61.19%的峰值。从2006年第一季度的36%至2009年第三季度的58.2%，季度平均增幅为1.48%（见图2.2.16）。
图2.2.16 |
可想而知，上市公司在经营性现金流小幅缩减以及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增多的双重影响下，出现明显资金不足，导致筹资规模增加，形成了筹资性现金流入量增加的局面。同时，我国银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资金充裕，配合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的实施，为企业筹资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
一般来讲，如果筹资活动的现金净流入量大幅增加，说明公司现有的资金不能满足经营的需要，或者公司又获得了新的市场机会，需要从公司外部大量筹集资金，表明该公司在扩大其经营规模；如果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量大幅增加，则说明大量的现金流出公司，该公司的规模正在收缩。正筹资活动企业占比增加表明中央企业在金融危机中仍在扩大企业规模；而这与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预示的结果相互印证。
3．描述统计之三：央企行业财务核心竞争力分析
以上两部分描述统计的结果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净利润和净利润增长率分析告诉我们，金融危机直接削弱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致使24个行业中仅4个行业持续实现盈利。同时，对于经营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和筹资活动现金流的分析又表明中央企业在金融危机中茁壮成长。当然，也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危机暂时性地影响了中央企业的利润，却为央企提供了实力扩张的机遇。本节引入财务竞争力综合评价分析方法深入考察中央企业在危机时代表现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挖掘金融危机对中央企业影响质的方面。
(1)财务竞争力综合评价方法的引入
早在20世纪初，亚历山大·沃尔在《信用晴雨表研究》和《财务报表比率分析》中提出了信用能力指数的概念。他把若干个财务比率用线性关系结合起来，以评价企业的信用水平，即“沃尔评分法”。
现代社会与沃尔所在的时代相比，已有很大变化。后人在沃尔评分法的基础上演化出了多种综合财务评价方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杜邦的财务分析体系。
虽然各种综合财务评价方法有其自己的评价和计算体系，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即与直观分析不同，所有的综合财务评价方法都需要按照一套既定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每个公司或行业的财务竞争力，以便于比较；同时他们不单一考察企业的财务状况，而是综合考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能够比较全面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成长潜力。
本文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出版的《财务成本管理》提出的综合评价标准计算央企的财务竞争力指数。
下表2-1是综合评分的标准分配和计算方法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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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标准比率以所有行业的平均值为基础；每分比率的差=1%【（行业最高-行业平均）】÷（最高评分-行业平均）】；最后的得分即为该行业的财务竞争力指数。
(2)财务指标分述
在对中央企业用综合评价方法计算其财务竞争力指数前，我们需要对各个财务指标分别进行分析，以便于全方位考察企业的财务竞争能力。
Ⅰ.盈利能力指标
盈利能力指标包括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净利率。
销售净利率反映每一元销售收入带来的净利润的多少，表示销售收入的收益水平；通过分析销售净利率的升降变动，可以促使企业在扩大销售的同时，注意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
统计显示，虽然从2006年至今我国中央企业的销售收入规模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同期央企的销售净利率却处于递减的状态。2009年第一季度，销售净利率出现负增长的企业占比达到了近4年来的高峰，即70%（见图2.2.17）。
图2.2.17 |
总资产净利率是企业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百分比；该指标越高，表明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说明企业在增加收入和节约资金使用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统计显示，央企总资产利润率为负的企业占比在2007年、2008年均有增长，平均增幅达4%（见图2.2.18）。
图2.2.18 |
上述数据表明，金融危机确实降低了我国中央企业的盈利能力。分析个案可以推知，盈利能力降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与主营业务成本的增长不同步。以中国石油为例，2008年其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7%，但是其主营业务成本却增长了42%，远远超出其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幅度。另外，由于市场需求萎靡，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各种费用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这也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Ⅱ.偿债能力指标
偿债能力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反映债权人提供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也被称为举债经营比率。
统计显示，2008年中央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基本与2007年持平，但从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资产负债率出现正增长的企业占比稳步上升。截至2009年中期，约有70%的企业其资产负债率同比实现了正增长。同时，目前中央企业所在的24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其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50%（见图2.2.19）。
图2.2.19 |
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的比值，它可以反映短期偿债能力。一般认为，生产企业合理的最低流动比率是2。这是因为流动资产中变现能力最差的存货金额约占流动资产总额的一半，剩下的流动性较大的流动资产至少要等于流动负债，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才会有保证。
统计显示，很多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出现了小幅下降。流动比率出现负增长的企业占比从2007年末的48%上升至了2008年末的53%。2008年至今，所考察的190家企业中流动比率大于2的少于20%（见图2.2.20）。
图2.2.20 |
Ⅲ.营运能力指标
营运能力指标包括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是衡量和评价企业购入存货、投入生产、销售收回等各环节管理状况的综合性指标。它是销售成本被平均存货所除而得到的比率。提高存货周转率可以提高企业的变现能力，而存货周转速度越慢则变现能力越差。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年度内应收账款转为现金的平均次数。一般来说，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平均收现期越短，说明应收账款的收回越快。否则，企业的营运资金会过多地呆滞在应收账款上，影响资金的正常周转。
统计显示，存货周转率负增长的企业占比和应收账款周转率负增长的企业占比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这表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央企业的资产运用效果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见图2.2.21，2.2.22）。
图2.2.21 |
图2.2.22 |
Ⅳ.成长能力指标
我们通过考察企业的营业利润增长率指标来分析企业的成长能力。营业利润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一般来说，营业利润的年度正增长率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可以持续，反之，则不可持续。
统计表明，2007年第二季度至今，营业利润负增长的企业占比呈增加态势。截至2009年中期，约70%的企业其营业利润出现了负增长，之后有所好转。这说明中央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与金融危机的进程是基本同步的（见图2.2.23）。
图2.2.23 |
(3)金融危机对中央企业财务核心竞争力指数的影响
上述分析结果与前面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果可以相互印证。企业财务指标分析表明，即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有所降低，但营运能力不受影响，成长能力则与危机共进退，在危机之后能自动修复。另外，企业偿债能力有所降低这一点，与今年央企筹资环境宽松、筹资现金流增长有关。
通过分析综合评价方法计算的结果也可以得知，金融危机对中央企业的影响是暂时性的。统计显示，2007年，50%的行业财务竞争力指数下降；而截止2008年底，这一比例骤升至70%左右；2009年，随着各国一系列救市政策的出台，企业的国内外经营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该比例随即下降。但目前仍有15个行业其财务竞争能力呈现负增长（见图2.2.24-2.2.26） 。
图2.2.24 |
图2.2.25 |
图2.2.26 |
统计显示，2008年在A股市场上市的中央企业所在的全部24个行业中仅有7个行业其财务竞争力同比2007年出现了正增长（见图2.2.27）。
图2.2.27 |
这7个行业中旅游酒店、医药、金融和工程建筑4个行业从2008年至今的7个季度每个季度都实现盈利。其余三个行业分别是煤炭、计算机和汽车，这三个行业在2008年都实现了盈利（见图2.2.28·-2.2.30）。
图2.2.28 |
图2.2.29 |
图2.2.30 |
由以上统计数据可知，中央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与其财务竞争力指数密切相关，财务竞争力指数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三）金融危机对中央企业影响后果的重点个案分析
从时间上来看，由于央企的主营业务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金融危机对其的显著影响出现在2008年下半年，特别是2008年8、9月份。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产品（包括原料产品）需求、产品价格大幅下滑，营业收入及经营业绩随之明显下滑，企业资金压力骤然显现，企业资产负债率显著提高，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风险、生存压力不断增大。
1．生产经营面临的压力
（1）产品需求、产品价格大幅下滑
国际原油：受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石油需求大幅下降，及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大量基金纷纷撤出商品市场等因素影响。2008年，国际油价经历了由暴涨到暴跌的巨变。国际三种原油（WTI、布伦特、迪拜）平均价格从年初的92.83美元/桶上涨到7月中旬的142.48美元/桶、涨幅53.5%，之后一路下跌到目前的51.1美元/桶、跌幅达到64.1%（见图2.3.1）。
图2.3.1 |
国际石化产品：国际石化产品市场同样呈现价格急剧下跌、需求大幅萎缩的走势。主要石化产品价格在2008年第三季度最大跌幅已超过60%；北美地区乙烯开工率从二季度的89%下降到三季度的79%；亚洲地区乙烯装置纷纷减产或停车检修，开工率维持在70%左右；己内酰胺国际主要供应商纷纷减产或计划检修，预计减产30%-40%。为应对需求大幅减少，受此影响，全球石油石化能源公司纷纷收缩战线、裁员以降低成本。如全球著名的化工公司巴斯夫（BASF）决定临时关闭80家工厂，并对100家左右的工厂减产，涉及员工占其员工总数的1/5。
国内石油和石化：国内石油和石化产品市场需求、价格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品油方面，成品油价格和需求在2008年的表现可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上半年国内成品油市场供应持续偏紧，局部地区出现“油荒”现象；下半年随着国际油价下跌，市场需求急剧下降，资源供应出现过剩。10月份，全国成品油消费量同比增长1.9%，比1-9月平均增幅15%下降13.1个百分点；中国石化成品油销售量同比下降5.2%，日销售量从6月份高峰时的最高38万吨降到28万吨左右。中国石化成品油总经销量从9月份开始出现下滑，在2008年底和2009年年初跌至谷底，直至2009年8月份月销量达到1079万吨，当年内首次实现同比增长。液化气、石油焦等其它炼油产品也呈价跌量减走势。石化产品方面，在2008年尤其是8月份出现需求低迷、价格大跌。如聚乙烯从6月底的近17000元/吨下跌9000多元/吨至7400元/吨左右；聚丙烯拉丝料从16000多元下跌10000多元/吨至6000元/吨左右；丁基橡胶从近6万元/吨的高位一路走低，降至不足2万元/吨；乙二醇从10500元/吨下跌近7000元/吨至3500元/吨；纯苯从11000元/吨下跌8000元/吨至3000元/吨。
值得注意的是，石油价格的升降对于位于不同产业链环节的石油企业带来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石油化工行业产业链主要包括勘探与开采、炼油、化工、运输销售、工程、技术服务和机械装备7个环节（见图2.3.2）。
图2.3.2 |
统计显示，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其毛利率 各不相同。其中，勘探与开采环节以40.33%居首位，其次是技术服务34.79%，机械装备34.09%，工程17.85%，化工10.6%，运输销售8.62%，而居于末位的炼油环节其毛利率为-1.76%。
同时，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直在大幅波动之中（见图2.3.3）。作为直接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的行业，石油化工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毛利率的波动也随之增大，尤其是炼油环节。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在100美元/桶以上的高位运行，导致国内炼油企业成品油价格批零倒挂，因此，炼油环节的销售毛利率从2007年的2.05%下降至2008年中期的-13.1%；2008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从150美元的高位下调至2008年底的40美元左右，这使得盈亏平衡点位于60-80美元/桶的国内炼油企业盈利能力大大增加，2008年末，毛利率达-6.75%；2009年年初至今，国际油价一直在80美元/桶以下运行，国内炼油企业保持持续盈利，炼油毛利率上升至10.75%。
图2.3.3 |
与炼油企业的表现相反，原油勘探与开采企业其毛利率则与国际油价方向运动。总体来说，2008年国际油价一直处于高位，因此原油勘探与开采企业的毛利率从2008年中期的37.30%上升至2008年末的45.40%；而2009年伴随国际油价的回落，原油勘探与开采企业的毛利率下降至30.50%。
另外，在金融危机期间，机械装备行业的毛利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而其余环节也经历了一定的波动（见图2.3.4）。
图2.3.4 |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作用下，那些拥有较高且较稳定的销售毛利率的生产环节会主动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同时那些原本就在该环节占据先发优势的企业也会日益扩大生产规模，以实现规模经济。最终，该环节必然会出现产能饱和，甚至过剩；这一过程在企业进入该生产环节只有资金限制的前提下会加速，资源的浪费也会更加严重。
因此，国家需要对企业盲目进入这些环节进行引导，在鼓励个别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也有防止其他企业一哄而上。我国目前多个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值得引起警惕。
（2）营业收入大幅萎缩、经营业绩明显降低
与产品需求萎缩、产品价格一路下跌趋势的相一致，2008年下半年，多数央企的营业收入、经营业绩也相应出现明显下降。2008年，中国石化集团以全年14656亿元的营业收入在美国《财富》杂志2009年度全球500强中位居第9位，成为排名最靠前的中国公司。但与国际原油价格、国内石油石化产品价格变化的趋势相同，中国石化集团营业收入在2008年8月达到近年来的峰值水平后，骤然掉头向下，并在2009年1月跌至近3年来的最低点，不足700亿元。同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产品价格和需求双重下跌以及高成本库存压力的集中释放，使石油石化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形势更是“雪上加霜”。2008年，中国石化集团实现净利润200亿元，比上年锐减557亿元、降幅73.6%，也明显低于2007年480亿和2006年457亿的净利润水平。
（3）资金流严重不足、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上升
营业利润的大幅下降，使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十分紧张，并逐渐转为负值，出现阶段性入不敷出的局面。以中国石化为例，经营净现金流已从2007年9月的1000多亿元下降到2008年9月的-34亿元。由于石油石化行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即使是维持简单再生产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导致公司营运资金缺口不断扩大，借贷规模快速上升，资金缺口近1500亿元，全部需要依靠外部资金来平衡。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给公司带来的控制财务费用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2008年10月末，中国石化资产负债率由年初的54%上升到57.54%，比年初增加3.1个百分点（若扣除财政补贴和发行CB的影响，资产负债率已达到62.33%，比年初增加7.89个百分点）；所属炼油企业（补贴后）平均资产负债率116%，其中23户资产负债率超过130%。严重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力。
2．资本市场状况与央企的财富损失
受动荡的国际资本市场影响，香港股市和中国股市也出现巨幅调整。2008年初，香港恒生指数从高位回落，年末跌至14387.48点，全年累计下跌48%，为1974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在香港上市的多数国企股价格在2008年的香港股市年遭遇了“腰斩”的命运，这可从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及中国远洋的股价走势图印证（参见图2.3.5）。
图2：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远洋近年来股价走势
图2.3.5 |
同期，中国股市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上证指数从2008年年初的5400点跌至最低的1800点。从股价走势看，中国石化表现基本与大市同步，而宝钢股份相对跑输大市（见图2.3.6）。
图2.3.6 |
（四） 关于金融危机对中央企业影响的结论
结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金融危机对中央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了盈利能力方面，并且是暂时性的。危机并没有影响企业的运营能力，并且，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为企业提供了一次成长的机会。中央企业受益于资产价格降低与财政刺激政策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危机中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当然，央企在危机中的表现出的成长性也与其自身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有关，这一点后文将详细论及。
第二，依赖内需的行业和高科技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在2008年第三季度危机全面爆发的时段达到利润峰值的汽车、电子信息、建材、医药、房地产等五个行业中，汽车、建材和房地产主要依赖内需，电子信息和医药兼有内需和高科技特征。在2008年以来的七个季度中均实现了净利润正增长的金融、传媒、工程建筑、旅游酒店、医药、包装印刷、煤炭等七个行业也大部分依赖内需。纺织等对外依存度高的企业在危机中遭受的困难可以反证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高新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未能持续太久。，以电子信息行业为例，2009年，绝大多数企业出现了亏损。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尚未具备“高”“新”特征。电子信息行业2006年至今15个季度的平均销售净利率仅为0.407%。我国很大一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市场上是以“利微量大”取胜，产业特征类似于传统制造业，导致企业面临外部冲击时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
对于对外依存度高的企业受危机影响较大这一结论，必须抱有一分为二的态度。一方面，内需对企业支撑再一次说明我国经济的健康成长有赖于内需的拉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因噎废食，因为经历危机而延缓全球化进程。毕竟，危机是全球经济中的非常态。同时，依赖外需的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来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三，位于产业链中不同环节的企业遭受危机的影响不同。这种情况同样表现在处于同一行业但拥有不同主营业务结构的企业之间，如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情况表明，从国家资产投资的通盘考虑出发，完整的产业链结构有助于平整不确定性，降低整体风险。
第四，提高企业财务竞争力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央企业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成长性得益于政府救市政策，这在另一方面加大了企业的偿债风险。央企以政府为最后出资人，面临的是“软预算约束”，政府对于央企资金的运用，应当有更为严格的管控机制。另外，统计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央企将房地产和旅游酒店作为分散风险的“另一个篮子”。这对单个企业来说是分散风险，但当很多央企同时采取这类措施时，风险反而被集中了。尤其是在我国房地产市场政策风险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种“趋同”而又“简单”的风险规避方式，其效用有待商榷。
三、中央企业采取的应对措施及评价
（一）中央企业应对措施
1．事前预防措施
一是加强预测预警工作。各中央企业高度关注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深入分析汇率、利率、税率、能源原材料价格变化以及信贷政策对本企业发展的影响，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制订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二是成立应急小组。在国资委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中央企业“财务应急工作小组”，由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同志担任组长，选择20多家负债率持续升高、资金紧张、市场处于下降状态以及发生较大经营损失的企业，定期进行财务状况剖析，帮助企业积极做好预案，有效管控财务风险。
三是严格控制风险。一批中央企业启动了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中国五矿、国投集团、中国南车、中广核集团等35家企业试行编制《企业风险管理报告》。中远集团及时将海外资金转到中国银行，保证了资金安全。中粮集团、中化集团等企业利用国内外期货市场，严格套期保值制度，有效化解经营风险。
2．事中控制措施
一是严控经营风险，努力保持生产经营稳定运行。加强国内外市场研究与预测，重点关注相关行业的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如中国石化集团在2008年9月份，根据国内成品油需求骤然下降的实际情况，调整原油加工计划，逐月降低了原油加工和化工生产负荷，加大产品促销力度，努力搞好产销存综合平衡，保持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
二是加强成本控制，努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资委就及时发出通知，要求中央企业积极采取“过紧日子”、“准备过冬”的措施，捂紧钱袋子，谨慎投资，严控风险，强化管理，降本增效。一些央企审慎分析和评估已有投资项目或拟实施建设项目，对建设项目进行清理排队和调减，集中发展核心业务，不断降低投资风险。初步统计，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国家电网、中国铝业、中电投、中国五矿等6家中央企业2008年就调减投资890亿元。国家电网2008年通过加强集中采购招标节约资金超过100亿元，中国石化通过大力压缩可控费用实现挖潜增效139亿元，中国移动通过完善两级集中采购体制，全年节约采购成本160亿元。
三是强化资金管理，增强抵御风险能力。一些央企实行资金全面集中管理，强化资金集中管控，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石油2008年第四季度日归集人民币资金约60亿元、外币资金约3000万美元，债务规模缩减1000亿元以上，财务费用逐年下降且控制在20亿元以内。
四是开拓市场，积极扩大企业生存空间。宝钢、中国海运等一批企业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积极开拓市场，稳定重点客户，努力扩大销售份额。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积极“走出去”，增强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中国石化2008年新增海外权益石油可采储量485万吨，获得海外权益油900万吨，同比增长31%；国际原油、成品油第三方贸易量分别达到2870万吨和360万吨；石化产品和设备材料进出口规模达到48亿美元。同时，多家央企根据产业链、价值链的紧密连接，签订央企间的战略合作协议，促进央企间“抱团取暖”，尽快渡过难关。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石化与中国远洋、中国海运、招商局、中外运长航集团四大国有航运集团签署长期合作协议，既促进了“国油国运”、保障国家石油运输安全，对促进国企的共同发展、应对危机挑战也将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石化与中国重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技术、商务、海外市场、品牌等四个层面进行深度合作。中国石油与华能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积极开展天然气发电项目合作，并在新加坡等海外地区开展业务合作，同时建立定期磋商协调机制，及时沟通信息，寻求多种合作方式。
五是加强精细管理，扎实推进挖潜增效工作。中国石化大力开展“找差距，挖潜力，精细管理增效益”活动，在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挖潜增效。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大力压缩各项可控费用。2008年完成挖潜增效139亿元，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保持队伍的稳定。
六是强化科技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金融危机使中央企业充分认识到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作用，一批中央企业先后加大了研发投入，一批科技成果相继出台，一批专利申请获得相关机构的获准。同时，国务院国资委在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中增加了经济增加值（EVA）考核，对于中央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中央企业坚定不移地依靠科技创新，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快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新产品开发，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科技投入2008年较2007年增长近10亿，今后每年R&D投入将不低于企业年销售收入的10%，积极调整和优化科技投入结构；中国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抓住国家加大铁路和城市轨道建设投入的机遇，抓紧筹划产品结构和生产布局调整，打造高速动车组、大功率机车、电力机车和城市轨道车辆等产品技术平台，并重点开发影响系统集成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进一步提升产品的自主化水平；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将研发资源向取向硅钢、高强钢等新产品倾斜，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的有机结合，不断开辟新服务项目、新航线、承运新货种，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打造现代物流服务品牌；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加快薄煤层开采技术攻关，确保资源回收率不低于85%，实现降本增效。
七是优化调整结构，全面推动产业升级。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许多中央企业把“优化调整”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实现“弯道超越”获得持久竞争力的核心工作，从发展战略到管理构架、管理流程、资源配置等都进行调整优化，在“过冬”中进行“冬训”。部分能源、矿产资源、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等行业，积极推动企业重组，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市场集中度和占有率。电信行业在2008年完成了重组，国内电信运营商由6家变为3家。在企业层面，中国石油2009年重组装备制造业务，将装备制造业务划入宝鸡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点发展钻头、井控装置、井口装置；济南柴油机厂重点发展压缩机业务，并向钻井成套设备、柴油发电机组配套等。
（二）应对措施效果评估
总体来看，中央企业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见事早、行动快、措施得力，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站得稳、立得住、恢复快，保持了较好的生产经营态势，发挥了中央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顶梁柱作用，为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危机承担应有的经济和社会责任。
1．保持生产经营稳定，奠定复苏基础。
2008年，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央企业仍然实现利润6652.9亿元，如果剔除电力、石油、石化政策性亏损2660多亿元，和2007年基本持平。2008年有19家中央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09年有24家中央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反映出在动荡不定的世界经济中，央企仍经受住了考验，在困境中保持了生产经营的稳健运行，为中国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率先实现了经济回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08年、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万亿元、6.8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的贡献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保持员工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面对金融危机，裁员、降薪风暴急速全球漫延，无论是全球500强企业，还是中国珠三角、长三角民营经济实体都不例外。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各行各业开始受到压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不断地降低成本，金融危机裁员愈演愈烈。高盛、花旗、美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华尔街银行纷纷大量裁员。戴尔、微软、惠普等全球500强企业也相继大幅度裁员。波及全球的裁员、减薪风潮为社会和家庭稳定蒙上阴影。但在中国，央企积极响应国资委的号召，保持职工队伍的相对稳定，尽力做到减薪不裁员，歇岗不歇业。有效保障了员工队伍的就业，促进了社会稳定。
（三）对央企应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加速度的世界和加速度的经济
从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级债务危机的初露端倪，到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的集中爆发，危机的全球传播速度似乎也进入到信息网络时代。2008年第三季度，我国珠三角地区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同时央企也直面了近几年来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产品需求和产品价格骤然下降，经营业绩明显下滑，到2008年底或2009年初达到低谷。大约在2009年第三季度，以央企为支柱的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率先企稳回升，确立了中国经济的恢复性增长的趋势。被业界揣测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强的金融危机”在经历了大约2年的时间，首先在中国见到了曙光。比如作为生产性需求的柴油销售量的变化趋势比较能说明问题。中国石化的数据表明，柴油的销售量在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下滑，2009年初达到近年来历史低点，随后的恢复是缓慢但是稳定的，直到2009年8月份，柴油销售量首次实现年内同比增长，9月份继续保持了同比增长、环比增长的势头，显示生产性需求正在逐步恢复，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信心和趋势也逐渐确立。如果留意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变化趋势，也可从中找到中国经济冷暖交替的轨迹。
2008年底我们开始感觉到危机的冲击和影响，2009年我们试图分析预计危机影响的深度和持久性。当我们还在四处寻找数据支撑，思考中国经济能否和如何实现“弯道超越”的时候，危机似乎已经逐渐远离中国而去。检视中央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诸般应对措施，除了获得充分肯定之外，还有值得深入思考的一面：即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在稳健度过危机的同时，是否失去了实现“弯道超越”的机遇？申言之，在化“危”为“机”的过程中，是否真正拉动内需，实现结构调整。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战略对策
（一）宏观层面的对策建议
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GDP达到了7.7%的经济增速，其中7.3个百分点来自投资。这表明，经济回升主要还是依赖政府和大型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与投资的高歌猛进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应该说，政府出台的4万亿投资救市的政策是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不能单纯地依靠这样的短期政策。从长期来看，根本的出路还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效率的提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属于粗放的增长模式，其特点就是靠投资、靠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投入，靠出口来支撑经济增长。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必须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资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转变。
1．加快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实力。
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来看，受影响最大的是耗能高、污染重的低端制造业和外向联系较密切的重化工业，而科技含量多、附加值高的科技导向型产业受影响较小，甚至基本不受影响。这些情况说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我们应当充分重视结构调整问题。
（1）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以产业调整振兴为契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明确今后中央企业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的地位，在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和潜在巨大社会需求、产业关联度高、能支撑地区经济和城市竞争力的行业和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在其他竞争性领域，中央企业应当遵循市场规律，把握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加速推动完成国企改革未完成的使命，避免回到最坏的“纳什均衡”中去。
（2）改善中央企业资本结构
积极调整央企资本结构，着力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取得新突破。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分布的大局，认真审视和调整中央企业战略定位，把转变发展方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推动国有资本向经济链的关键领域集中，向产权链的核心部位集成，向产业链的关键部位集约，向价值链的高端部位集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调整中央企业产业结构，抓住机遇，看准方向，淘汰落后产能，注重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投资能够带动企业发展上台阶的关键技术和重点项目，努力增强国有资产的回报能力和国企对社会的贡献能力。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加大重组兼并，要围绕做强做大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强强联合、上下游整合等多种形式的联合重组，进一步突出和精干主业，加快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剥离低效资产，提高资产质量和运行效率。积极支持鼓励中央企业按照市场化的原则，与地方国有企业以及有良好信誉的民营企业加强战略合作与重大问题沟通，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通过沟通集中资金资源，提高配置效率，促进共同进步，和谐发展。
（3）加强能源和信息安全
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由于其在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最容易成为国际炒家攻击的目标。在这些关键的行业领域，必须要有自主的、独立的产业链，才能对抗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降低整个经济体面对的风险。信息安全是企业必须注意的重要事务。这里的信息既包括国家的产业信息，也包括企业的商业秘密、战略决策乃至经营信息等。加强信息安全，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以及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务必予以足够的重视。
2．坚持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把握历史机遇，认识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
金融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德国经济学家门施用现代统计方法考察了历史上112项重要技术创新，发现重大技术创新集中出现的高峰期都接近经济萧条和紧随复苏的阶段。从历史上看,英国、美国、日韩等国家都是抓住经济危机的机遇，通过自主创新而崛起的。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大变局下，世界已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各国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作为走出危机、促进发展的关键举措，以期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争取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例如，美国提出要将研发投入提高到占GDP 3%的历史最高水平；欧盟宣布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日本、俄罗斯等国也纷纷宣布科技创新战略。各国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等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展开了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科技竞赛。
近年来，中央企业十分重视依靠自主创新促进企业发展，积极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完善企业创新体系，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领域和关键行业掌握了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品，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例如，国家电网1000kv交流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安全运行满一周年，标志我国在特高压工程设计、建设、运行和设备制造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世界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引领者。神华集团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直接液化示范工程试车成功，已累计运行超过1000小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掌握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关键技术的国家。取得这样成果的中央企业还有不少。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普遍增强，具备了较强的整体创新能力。但应当看到，虽然中央企业发展很快，已有多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但是核心竞争力总体上还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大而不强的先天弱点制约整体创新能力提升，核心和关键技术的创新实力不强，技术创新体制机制问题尚需不断探索和实践，技术创新的管理科学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建立和完善中央企业自主创新体系
建立培育央企自主创新能力的长效机制，持续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大力支持鼓励中央企业集团直接建立研发机构、公共技术研发平台，支持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其它所有制企业间开展技术合作交流，以促进技术创新要素在合理流转中实现价值最大化。要切实加强企业创新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注意引进企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形成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与环境氛围。
（3）掌握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创建高新技术知名品牌
围绕中央企业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主营业务发展需求，将科研开发融入企业发展规划，超前储备，技术攻关，努力在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方面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为此，一是制定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在超前的市场需求预测和技术发展预测的基础上，恰当选择实现跨越的领域，同时合理配置科技跟进与跨越两方面的科研力量。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先进管理技术对现有产业进行改造。三是克服由于政企不分的体制而造成的阻碍，防止在重要的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压制创新，阻碍新技术的产业化。如不改变这种体制状况,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就很难破土而出,得到应用和发展产业提升也很难实现。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仅事关中央企业的赢利能力和成长潜力的拓展，更事关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增强。因此，引导相关行业企业增大研发投入，努力提高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就显得重要，特别要防止企业因追逐短期效益而从一个低效的产业转入另一个低效的产业。
（4）多策并举，提升核心竞争力
中央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中，充分发挥创新主体作用,为我国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做出贡献。因此，中央企业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措施，抓住后金融危机时期难得的机遇，聚焦主业发展，增加研发投入，加强科技资源整合，建立全球研发体系，加快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围绕市场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培育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努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推动企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有关要求，全面启动知识产权战略，努力将自己打造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熟练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具有较强国际标准话语权的大公司大集团，增强企业抵御各类风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国际化竞争”格局。
近年来，我国积累了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储蓄余额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两项资金来源。但是，这种金融资产仅仅是潜在的购买力，并不等于真实的国民财富，而且，随着未来商品与资产价格的上升，其相对价值将大幅贬损。这需要我们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和合适的成本，将潜在的购买力转变为真实国民财富。国民财富不但表现为物化的生产要素与产出总量，而且更体现在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与组织之中。因此，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动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创新能力、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产业过渡，以及增加国民财富提供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1）完善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开展国际化业务
目前，应利用我们具备战略投资的杠杆——丰裕的外汇流动性，同时也有了支点——发达国家全面拯救市场的迫切需要的有利条件，拨付相当比例的外汇资金，支持鼓励有能力的中央企业并购或参股那些行业相关、日前陷入财务困难、但仍有优势(市场、管理、创新等方而)的大型工商公司。可从外汇资金中配置足够数额，通过有关金融机构发放抵押贷款、过桥贷款等多种方法，专门用于企业产权收购与合作;需要调整我国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若干规则，促进境外的产权交易；在与欧美国家的双边谈判中，在积极参与拯救行动的同时，要求对方放宽或取消其对于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产权交易的限制；针对国际市场衰退和海外知名集团目前争取合作的迫切需求，推进一批战略合作和技术引进项目。
（2）鼓励中央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通过资本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既可以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拯救行动、维护全局性公共产品的诚意，打消国际上存在的对我国中央企业非市场运作的疑虑，又可以通过中央企业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充分展现我国中央企业强大的实力、前瞻的国际视野、完善的公司治理、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为后续中央企业“走出去”积累重要经验。
4．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和再分配调节。
就国家与中央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而言，涉及到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即租金、税收和利润。这三个范畴对应着国家的三重身份，租金是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取得的贡赋或者资源的价格，税收是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利润是国家作为中央企业所有者投资经营的所得，三者之和构成了企业总收入扣除成本以后的毛收入。在中央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三者的关系成为了问题的核心和焦点。
目前，中央企业没有向国家交纳租金，而是作为自己利润的一部分。正因为资源的租金国家没有征收，只是象征性的征收资源税或资源使用费，所以就大大低估了中央企业的成本，扩大了利润。租金应该成为中央企业成本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利润的来源。在明确了租金与利润的关系后，要把租金这部分从利润中扣除，因为这是所有者国家的收益和企业管理层的贡献毫无关系，也就不能作为利润进入财务报表。在资源日趋紧张的今天，明确国家是国企资源的所有者并对之征收租金，既能保障国家的权益，也可以促使中央企业经营人更有效率的利用企业的资源，进一步做到中央企业的保值增值，并把对企业所属的国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作为考核管理层的重要方面之一。
将中央企业留存的大量未分配收入，尤其是涉及资源性和垄断性的收益上交给国家，国家再通过多种渠道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并拉动消费。如国家在得到这些收益之后，可以通过减轻个人税负和增加社保福利等渠道间接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最终拉动居民消费。
关于国企租金、利润分配问题， 2007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2007】26号），要求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集中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2007年12月，财政部和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在我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企业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开始施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2008年10月颁布、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取得的国有资本收入及其支出实行预算管理。同时，要求国务院制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应当说，随着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将会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5．增强责任意识，担当社会责任。
长期以来，中央企业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中央企业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
作为公有制企业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中央企业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力量，应当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特别重大的作用。就中央企业整体而言，其社会责任包括：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经济结构、防止经济失衡、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就中央企业个体而言，应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提高持续赢利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保障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践中，应注意处理好四个关系：处理好企业与员工权益的关系；处理好企业与促进就业的关系；处理好企业与产品结构升级的关系，处理好企业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2）加强中央企业的“软实力”建设。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依赖企业“软实力”的较量，中央企业要具有与国际大公司同台竞技的素质和水平，就必须履行社会责任，在国际市场上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培育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实施国际化发展的战略中，应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必须更加重视在国际社会中履行责任，并且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微观层面的对策建议
一切竞争，归根到底可以说是管理的竞争。现代产业竞争的加剧，对国有企业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国有资本调整和中央企业重组，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分工合理的治理结构，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程度，在有效激励基础上加强监督。
1．以董事会为着力点，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企业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即公司治理水平的竞争，其制度优势的竞争力甚至超过技术与产品本身。只有建立了完善而富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才能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才能对人才进行有效激励，才能形成强大的创新能力，才能赢得投资人的信任，才能从制度上保证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治理改革的核心在于董事会建设，在以资本为纽带的现代央企公司治理体系中，董事会处于关键环节，承上（股东会）启下（经理层）。
（1）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根据中央企业不同组织形态，分类推进完善法人治理机构。
目前，在126户中央企业中，依照《公司法》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的只有20多家，其余企业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独资企业）。
对于公司制企业而言，要使董事会真正独立于公司管理层，确保董事会决策的“公正性”，按照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立的原则，形成科学的决策体制和权利制衡机制。确保《公司法》赋予董事会的职权落实到位，尤其要落实由董事会集体决定选聘经理人员、决定经理人员的考核与薪酬的职权。
对于国有独资企业而言，要扩大董事会试点的范围，在企业“植入”董事会。引入外部董事，并使外部董事占董事会全部成员的相对多数；在强调原则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设的前提下，进行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的探索；总经理进入董事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原则上不进入董事会；选聘具有不同业务专长和经验的高水平董事，构建具有综合素质、能够满足董事会履行各项职责要求的董事会，并加大后续培训力度，不断提高董事会成员的“专业性”，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要落实国企公司董事会的契约责任，监督董事会及其成员的履职情况，规范对董事会的考核工作，建立健全董事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监督企业与董事会成员间的关联交易。
（2）积极推动中央企业整体上市，深化股份制改革。
严格意义上的整体上市，是指中央企业全部资产进入上市公司。是与分拆上市相对的一种股份制改造模式。宽泛意义上的整体上市，则是指中央企业主业整体上市行为。目前，中央企业整体上市主要是指后一种情形。从现实情况看，这是推进中央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现实结果，也是进一步深化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在实现整体上市过程中，既要处理好剥离人员与资产的处置，确保国有资产不因此而流失，更要确保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使之真正成为资本市场的主体。对于国资委而言，中央企业整体上市后，可能带来国资委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等现实问题，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3）改善企业财务结构，提高企业财务竞争力。
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企业资产负债率相对偏高，流动比率相对偏低，而这两项指标与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密切相关。企业应当及时引进财务指标风险监控制度，立足长远，在关注企业利润总额和利税总额的同时更加关注企业隐藏的长期资本运营风险，着力改善资产负债率过高和流动比率过低的状况，改善企业财务结构，提高企业财务竞争力。
2．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健全经营业绩考核制度
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在于失当的薪酬激励体系。过分注重短期激励的薪酬结构致使公司CEO与职业经理人为一己之利无法注重公司长期发展，而更多追逐短期效益，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进行各种放大效应的套利行为。2009年以来，无论在深陷危机泥潭的华尔街，还是频频曝出天价薪酬的国内市场，部分国企公司高管人员“高薪”、“限薪”都已成为热门话题。
（1）推行工资预算总额管理
国资委应当按照国家收入分配政策规定和出资人的调控要求，围绕企业发展战略目标，根据企业经济效益、人工成本承受能力和劳动力市场价位等因素，对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做出预算安排并进行规范管理。
中央企业的薪酬机制应该坚持“三参考”原则。即：一是把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作为参考依据，不能脱离太远；二是将行业平均收入水平作为参考依据，不能悬殊太大；三是企业内部高管薪酬必须参考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不能脱离太大。可以考虑在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央企高管人员薪酬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与行业内平均收入水平、与内部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比例，增强可操作性。
（2）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
根据中央企业的战略目标计划业务重点，所处的行业、资产经营的不同水平、战略定位、资源配置，制定完善的岗位说明书和绩效考核表，确定关键考核指标(KPI)，实行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考核结果与奖惩相挂钩的经营绩效考核制度。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要求，建立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同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考核制度，根据考核结果发放绩效工资，制定奖惩、晋升、降职方案，将绩效考核贯穿到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可追溯的资产经营责任制。同时根据绩效考核的结果制定员工培训和职业生涯设计，为员工成长创造必要的条件。要考虑到人对成就感的追求，激发人才的上进心，通过职务晋升、岗位轮换等途径，使员工感受到工作的挑战，从而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企业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
3. 强化管理，健全内部管理控制机制
早在金融危机初期，有人就预言，在这场罕见的海啸中，西方经济受到的是外伤，而中国企业将受到内伤。其言下之意即中国企业的内部决策与管理效率将会受到严峻挑战，一些大而弱的企业将会面临巨大打击。事实上，这些言论并非空穴来风。从境外实例来看，丰田在快速扩张过程中，取得了汽车车辆桂冠的荣耀，但同时由于管理环节没有随之跟上，导致了近期全球市场的一系列召回事件，企业形象受损严重。在金融风暴中率先倒下的雷曼兄弟公司以及今年破产的全日航公司都让人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经过几代无数人的努力，辛勤建立起来的百年老店或者大型企业，也可能因为一个管理漏洞而陷于绝灭。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一些中央企业强化了管理，为顺利度过经济寒冬提供了保障。同理，在危机之后，强化管理依然是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任务。
（1）优化经营管理架构
要按照企业管理水平和发展规律梳理管理流程，压缩管理层级，缩短管理链条。许多中央企业设立的子企业层级多，管理链条长，管理效率低，致使一些子企业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毛细血管”。针对这些现实，建议中央企业根据个体实际考虑对总部管理机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实施扁平化管理的大部制改革，适当压减职能部门，集中管理职能，减少管理岗位，减少企业层级。
（2）加强全面风险管理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17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应当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风险控制制度。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让企业真正见识到危机破坏性，也获得了在危机中学习成长的机会。在后危机时代，中央企业要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倡导全员风险管理理念，培育各具特色的风险管理文化，提高风险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要积极采用信息化等管理工具，加大对重大风险的实时监控和预警，加强对重要风险点的控制，改进内在控制机制，特别是强化对金融衍生品和财务风险等高风险业务和重点工作环节的管控。
（3）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目前，126户中央企业大部分已经建立了以总法律顾问制度为核心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中央企业规章制度、经济合同、重要决策法律审核把关率不断提升。这些机制建设，对于强化企业管理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后危机时代，中央企业要进一步重视爱侣风险防范工作，逐步向重要子企业延伸，力争使企业重要决策、重要合同、重要投资项目的法律审核得到加强，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保障中央企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