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扶贫基金是本轮脱贫攻坚战的新生事物，也是国资央企以市场化手段参与扶贫的重大创新举措。

几年来，受托管理央企扶贫基金和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的国投创益公司，在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模式可依的情况下，探索出了一条以市场化基金带动本质脱贫的全新路径。

3月10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一行到国投集团调研指导央企扶贫基金产业扶贫工作时，对央企扶贫基金坚持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扎实推进产业基金扶贫工作及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

在央企扶贫基金总经理、国投创益董事长王维东看来，央企扶贫基金的实践，堪称践行新型举国体制的范例。“未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甚至在带动一带一路发展，践行国际减贫责任时，均可适当借鉴这一模式。”

那么，国投创益的基金管理团队，是怎样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和基金特点的投资路径的？《国资报告》记者就此对王维东进行了专访。

《国资报告》：国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始启动产业基金扶贫这种模式的？与传统扶贫方式相比，市场化的产业基金在扶贫方面有哪些优势和特点？

王维东：应该说，设立两只基金，既是中央企业为国家探索产业化、市场化扶贫路径的责任担当，也是聚合中央企业力量精准发力、精准扶贫，进一步提升中央企业扶贫工作有效性的有益探索。

在实践中，我们始终按照这一要求不懈探索，发挥了如下优势：

一是凝聚合力，增强了扶贫力量。央企承担着近半数国家级贫困县的定点帮扶任务，以及其他扶贫任务。但央企主业不同、规模不一，有时会出现一方“使不上劲”、一方“吃不饱”的情况。产业基金聚合全部央企资源，着眼全国统一谋划，引导带动发达地区资本、技术、管理等资源进入贫困地区，提高了扶贫投资的科学性。

二是周期较长，增强了投资的稳定性。贫困地区产业基础较差、回报率低，社会资本进入意愿不强，长期投资比较缺乏。而产业基金是由国有资本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续期15年，项目投资期5—7年，对培育投资企业发展壮大有足够的耐心。

三是统筹兼顾，可以实现良性运行。基金一方面坚持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投资资金必须用于贫困地区，要有效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管理团队的专业化优势，确保基金整体保本微利，维护出资人权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资报告》：作为新生事物，央企扶贫基金和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在运行中遇到了哪些挑战？

王维东：起步之初，我们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严峻的。

首先，没有现成的经验。产业扶贫基金既区别于一般的纯市场化基金，又区别于一般的财政扶贫资金，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刚开始很多人不理解，以为扶贫基金就是“坐着飞机撒钱”，甚至出现过地方政府把给当地企业的投资挪作他用的情况，几经周折才把资金归还。

其次是项目筛选难度很大。早期的项目来源，往往是各地扶贫办推荐的中小微企业，多数管理不规范、抗风险能力差、发展前景一般。我们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筛选甄别，导致投资效率不高，且风险较高。

再次是内部机制不够健全。因为是新生事物，所以初期我们对基金募、投、管、退等流程，以及基金治理结构、风险控制体系、稽核监控系统的认知不够深入，投资效率偏低，风险较大。

2017年，这两只基金交到我手上时，100多亿元资金躺在账上投不出去，已经投资的三十亿元，多数分布在小、散、差的扶贫项目里。当时我想，一定要找到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模式，推动产业壮大、助力脱贫攻坚，打造中国基金扶贫的央字头品牌。

《国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国投创益是怎么破局突围，找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

王维东：我们实际上是在不断自我否定中走向成长的。早期，我们的资金更多地投向贫困地区的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可以直接带动贫困地区人口就业，但往往保值增值压力大、退出困难、投后管理难度大。

后来我们认识到，还是要选择好企业、好项目。所以，我们转变投资理念，采取组合投资的形式，除投资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外，还选择国有企业或者行业龙头民企，通过投资让他们在贫困地区开新厂。比如，2018年，市场上猪肉价格猛涨。我们出资8亿元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设立贫困地区生猪养殖平台，在河南、山西等8个省份的25个贫困县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工程施工、运输物流、饲料生产、生猪屠宰等产业间接带动了3万人就业。截至目前，产业基金在生猪养殖方面已经累计投资超25亿元，引导带动社会资本200亿元，生猪养殖规模达到1000万头，成为生猪稳产保供的重要力量。

同时，对于之前投资的中小微企业，我们积极协调大企业与他们开展产业协作，或者并购重组，既保证了扶贫效果，也保障了资金安全。

同时，我们跟贫困地方政府协商好，我们不仅投资，还帮着引进社会资金，考虑上下游企业，营造产业生态圈，地方政府也会给予我们一定的优惠政策。

此后，我们通过参与拟上市企业的定向增发，进一步保障资金安全、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升投资收益，从而可以覆盖更多地区。

通过转型，央企扶贫基金的道路越走越宽，不仅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平均回报率达到了6%。因此，2019年央企扶贫基金进行三期募资时，几乎所有的盈利央企都参与了出资。此外，央企扶贫基金在国内的品牌形象也逐渐树立了起来，不少人到贫困地区项目考察，会先问，央企扶贫基金投了没有。

所以，我认为，经过艰苦探索，我们已经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我们这种模式，也能够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

《国资报告》：当前，社会对于市场化基金扶贫这种形式的关注度和认可度越来越高。作为先行者，国投创益探索出了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经验？

王维东：央企扶贫基金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走出了一条市场化产业化扶贫新路，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产业基金扶贫管理模式，总结出了产业基金扶贫管理体系、方式、方法等一系列内容。

在选择投资对象时，我们会进行严格筛查，规范尽调及投资流程。一方面，我们吸引更多专业投资人才，另一方面我们严格规范投资程序。比如，国投创益有一个名为“54321”的规定：要求每一个投资经理必须在拟投项目企业连续待过五天、访问四个以上的上下游客户、谈过三个以上的企业管理层、考察两个以上的项目竞争对手、与企业普通职工至少吃一次饭，才算最终完成一篇商业尽调报告。拿到尽调报告之后，还要经过投委会的审批。

产业基金投资企业德天瀑布通过旅游扶贫带动周边6000余人脱贫致富

在投资方式方面，探索多样化投资手段。现在我们的工具箱里工具很多，既有股权投资、债权投资，也有定向增发，还通过直接投资、在重点省区设立子基金等方式，引导撬动近十倍社会资本参与脱贫攻坚。既投资了江西奕方、乾信牧业等一批扶贫效果显著但经济收益一般的中小项目，又与央企、省属国企、大型民营龙头企业合作投资了德天瀑布、云南铜业等一批扶贫效果好、收益有保障的项目，还投资了君乐宝、益客食品等一批收益较高、产业带动能力强的证券化项目。

在投资行业方面，我们依托产业龙头企业打造了现代农业、资源开发、清洁能源、医疗健康、产销对接、产业金融、资本运作等七大产业扶贫平台。其中，清洁能源方面，我们与中广核风电合作在全国6个省、8个国家级贫困县建设10个风电项目和1个光伏项目；产业金融方面，我们积极探索“基金+企业+产业链金融+农户/经销商”的股权投资与产业链金融相结合的模式，为益客食品、大伟嘉等企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提供融资服务。

投后管理方面，我们建设了四大模块、六大机制、八大增值服务。国投创益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原则，建立了符合贫困地区企业现状的投后管理模式，帮助企业规范运作，健康发展。

为切实保证扶贫效果，我们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合作，建立社会效益闭环管理体系，在项目投资协议等6个环节中用三级指标共计81类要素明确社会效益相关要求，形成刚性约束，指导督促投资企业创新和完善与贫困人口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人口分享到产业发展的收益。

在风险控制方面，我们根据基金产业扶贫投资的实践特点，构建了兼具基金和扶贫双重特质的“123风险管理体系”，并建立了动态闭环风险管控机制，严控项目投资全流程风险。

《国资报告》：两只基金成立以来，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有哪些典型的投资案例，具体发挥了怎样的带动作用？

王维东：截至2020年9月底，两只基金总规模已超过342亿元，累计投资决策项目140余个，金额超280亿元，覆盖全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涉及全国27个省（区、市），其中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投资决策项目25个，金额超44亿元。已投项目完全建成达产后，将直接或间接带动50万人就业，年均为就业人口提供收入40亿元，为地方政府提供税收28亿元，引导撬动超过2300亿元社会资本投入贫困地区。

在实现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两只基金资金的回收、回报状况也比较好。其中央企扶贫基金已实现利润超9亿元，贫困地区产业基金实现利润2.8亿元。按照与股东的约定，这一部分利润将继续用于滚动投资。

有影响力的投资项目很多，比如前文提到的对牧原股份的投资，联合中广核的新能源投资，以及前几天刚刚完成的中国黄金债转股项目，开创了重大无先例等。

具体来看，不同的投资项目发挥的作用是有区别的。比如，投资的我国最大柑橘类水果供应商杨氏果业，除了全职岗位外，每年还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约500个；投资的云南铜业，近10年来年均贡献表内税收达10.15亿元，特别是处于铜行业景气周期时，提供的税收年均能达到14.53亿元，为当地实施脱贫攻坚提供了资金支撑；投资的达康医疗，通过在贫困地区建设血液透析中心，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费用减免，有效避免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

总体来看，通过我们的投资，增强了贫困地区“造血”功能，提升了贫困地区企业管理水平，密切了与贫困人口利益联结机制，提升贫困人口生活水平。

此外，通过我们的探索，实现了模式输出，为贫困地区探索出扶贫新路径。比如，2019年，国投创益与山西省大同市合作成立了规模3.2亿元的大同贫困地区产业能源发展基金。2020年，国投创益又与陕西省安康市合作成立了规模2亿元的安康贫困地区科技产业发展基金。据我了解，还有一些央企也组建了类似的基金。

贫困茶农在产业基金投资企业梵锦茶业茶园采茶

《国资报告》：2020年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要实现。作为扶贫基金，阶段性目标就要完成。下一步，国投创益的发展规划是怎样的？

王维东：当前，绝大多数贫困县已实现摘帽。剩下的52个县也可如期摘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我们将首次告别绝对贫困。这是一件大事、喜事，我们为能投身这一伟大事业并做出一点贡献而感到自豪。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部分地区脱贫的基础并不牢固，返贫的风险依旧存在。因此，我们要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不摘”的要求，继续做好贫困地区投资工作。

面向未来，在综合考虑国家政策要求、出资股东诉求、基金投资运作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初步确定产业扶贫基金今后的战略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关注脱贫攻坚成效、打造千亿基金规模，成为世界一流影响力投资基金”，价值主张为“缓解相对贫困、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今后，基金将主要投向欠发达乡村地区。重点投资于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现代农业，矿产资源、清洁能源、生态环境修复等特色资源产业，机械制造、药品加工、食品饮料、化工等制造业，职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持续助力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与现实的需求和新的定位相比，两只基金还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首先是基金规模还需进一步加强。除国资委监管企业外，其他部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央企只有中国邮政一家出资，这导致了基金规模与贫困地区发展需求不匹配，与乡村振兴战略对接困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让许多中小企业雪上加霜，又适逢基金首批投资企业达到退出期限，给基金退出增加了难度。

此外，基金还面临评估周期较长，债权方式受限，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缺乏等挑战。

针对这些挑战，我们计划，在中央和有关部委的大力关心支持下，继续进行四期募资，目标规模100亿元；加大证券化项目投资力度，更好地实现滚动投资；探索跟投和超额收益分配机制，进一步激发员工活力和积极性。

为完成国务院交办国资委的建立关爱中央企业劳务用工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专项基金的任务，促进贫困地区科教文卫等公益事业发展，树立央企社会责任品牌，我们今年还从央企扶贫基金的收益中，拿出1.5亿元，另外国投创益拿出5000万，成立了央企社会责任公益基金会，重点支持社会效益显著，但不满足产业基金投资的小微企业，关心关爱留守儿童，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益事业，实现产业基金与公益基金双轮驱动，缓解相对贫困、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举措，进一步提升两只基金的影响力、竞争力、作用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减贫事业贡献更大力量！（《国资报告》记者 刘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