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亟待发展而资金短缺。引进和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任务。

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牵头组建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他担任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中信集团工作的14年中，荣毅仁借鉴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资金和技术，在国内兴办实业，并在海外择机投资，发行债券，诸多业务领域成为国内首创。

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并亲笔为中信题辞，“勇于创新，多作贡献”。 

成立近40年来，在荣毅仁和继任者的领导下，中信集团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在国际上也具有很大影响。中信股份2017年报显示，其营收为4505亿港币，税前利润827亿港币。

2005年，荣毅仁逝世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其他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党和国家以“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评价概括了他传奇的一生。

从荣公子到“红色资本家”

1916年，荣毅仁出生于江苏无锡。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父亲荣德生号称“棉纱大王”，伯父荣宗敬号称“面粉大王”——1932年，荣家企业的面粉产能约占全国民族面粉工业（东北地区除外）总生产能力的1／3；纱锭和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

所以荣宗敬曾不无得意地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连毛泽东都认为，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荣毅仁在读大学的时候，每逢寒暑假，就要到家族企业里住厂实习。大学毕业后，他到一家工厂里担任助理经理。就在他躇踌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全面抗战爆发。荣氏家族的企业不少毁于战火，一些被人掠夺，还有一部分奉命内迁到宝鸡等地。

上海解放前夕，荣毅仁已在家族企业中身居高位。在当时不少民族资本家人心不稳，迁移资产的风潮中，他和父亲达成共识：“我不走，我留下”。

事实证明，荣毅仁的抉择是正确的。解放初期，上海市政府及时帮助荣家企业化解了工人讨薪等多次危机，让企业得以恢复正常运转。在“五反”运动中，因为毛泽东的过问，荣氏家族被明确为“完全守法户”。

因此，荣毅仁感慨说，“跟着共产党，这条路我走对了。” 

1954年5月，荣毅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从“大走资派”到“荣老板”

1957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赞扬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这成为荣毅仁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1959年，荣毅仁调任纺织部副部长，回到了最熟悉的行业。

文革爆发后，荣毅仁被视为“大走资派”，一家受到巨大冲击，他右手食指被打断，家里的名贵字画、精致摆设等被抢走，还指派给锅炉房运煤，洗刷厕所。但他但始终没有动摇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有一次，妻子抱怨说，当初就不该从香港回来。荣毅仁对妻子发了唯一一次火，“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你要记住，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吓得妻子再不敢作声。

文革结束后，叶剑英找到荣毅仁，要他做好准备报效国家。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古耕虞五位老工商业者吃涮羊肉，提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接受重托的荣毅仁几经考虑，决定拒绝当部长的邀请，准备借鉴西方经验，办一家信托公司发展经济，并手写了一份报告上报邓小平。 

在当时，“公司”就是个新鲜词，更不用说信托了——中信成立后，曾有顾客手持旧衣物件要求寄售，因为招牌上明明写着“信托”二字。

“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他的苦头还没吃够呢！”有人这样说。 

邓小平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且嘱托荣毅仁：“你来带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还告诫说：“要排除干扰，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在举行第一次董事会时，叶剑英、王震、谷牧等中央领导都出席祝贺。

此时，荣毅仁的称呼有多种，有叫荣副主席的，有叫荣副部长的，有称毅仁同志的，还有称荣副市长的。他不喜欢大家叫他官衔，“叫我毅仁、老荣都行”。“大家不同意，就叫他荣老板，慢慢就叫开了”，他当时的秘书庄寿仓回忆说。直到现在，中信人提到他，还是习惯称为“荣老板”。

中信创办伊始就是国务院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不过，在当时很多人有一种错觉，以为是荣毅仁投办的。电影明星赵丹就曾问道：“听说中信公司是荣老板一人投资的?”

实际上，在创办中信过程中，荣毅仁确实拿出了“老板”的劲头。筹办之初没有办公场地，他就把自家小院贡献出来一部分；1979年国务院拨付的启动资金花完了，后续资金尚未到位，他就拿出自家的存款1000万元借给公司作为周转资金；14年间，他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

不过，“荣老板”在有些方面却是有名无实。时任会计秦榴说，“荣老板”在中信工作14年，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

                   

从“为企业找活”到“为国家探路”

创办之初，中信应该如何管理，布局哪些行业，没有任何规章可循，完全要从头摸索。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荣毅仁提出，“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

尽管这一表述已尽量考虑当时的政治背景，但公司内外都有反对的声音，认为与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还有人预言中信必定会失败，“但荣毅仁同志顶住各方的压力，坚持开拓创新之路，创业的艰辛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中信集团的创业元老，曾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王军回忆说。

在荣毅仁的坚持下，中信不断创新，布局新产业、探索新方式，在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信成立后，没有地方办公。荣毅仁认为，改革开放后住房需求将十分旺盛，因此他在公司创办之初就前瞻性地设立了房地产部，明确把房地产作为商品经营。

按照“自己筹资、自己经营、自己建造”的方针，中信投资建设了北京国际大厦。这是中国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据当时参与建设的原中信公司房地产部副总经理叶选基回忆，1984年国际大厦建成后，按照市场定价的方式出租给了98家外国公司，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租金等于成本加一定利润的惯例，这让中信很快收回了投资，尝到了按照市场原则办事的甜头。

1992年，中信投建的京城大厦建成，中信集团总部迁入。此时，改革开放已10多年，对中信这种做法持有异议的人仍然不少，甚至告状到党中央、国务院。接到反映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悄悄走访了京城大厦。看过之后他说，“这大厦盖得好，功能完备，对招商引资、繁荣经济有利。还是荣毅仁有眼光”。

当时中信从事的每一项业务，几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对。

中信的章程中规定，公司可以发行债券，这一构想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但是，当中信集团拟在日本发行债券的报告真的呈送国务院以后，好几个部委表示明确反对，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还有一些美元储备，为什么要向国外举债？一家银行提出了相对专业的反对意见，认为债券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

对此，荣毅仁非常耐心地进行深入分析：低息贷款往往受制于人，即贷款必须用来购买债权国的商品。用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可以“贷比三家”，“低息的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的贷款，自有很多可取之处，不可一概而论，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取决于决策是否得当”。

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极其紧张，陈云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中央直接掌握的资金只有137亿元。由于缺钱，不少大项目陷于停滞。比如，纺织工业部70年代在江苏仪征投建了一座年产18万吨的化纤工厂，工程将半而资金匮乏，无力续投，一旦下马，损失巨大。

出身纺织行业的荣毅仁将这些情况与相关领导、部委充分沟通之后，发行债券的计划终于在1982年1月得到批准，在日本由野村证券为主干事，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其中的80%用于仪征化纤，使工程得以顺利建成。

这让中信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在境外融资的发行体，该模式也被称为“仪征模式”。对此，荣毅仁称其为自己的“得意之作”。

几年后，中信计划第二次在日本发债。当初对发债计划表示强烈反对的那家银行，提出要先在日本发债，让中信等一等再说。“这证明了中信的探索是正确的”，庄寿仓表示。

上世纪30年代，荣家就办过银行，因此荣毅仁深知，银行乃金融事业的枢纽，所以中信事业草创不久，他就提出，应该开办商业银行，以打破垄断，搞活金融，与国际接轨。

正当新成立的中信银行部加紧工作时， 香港一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嘉华银行陷入困境。港英政府财政司希望中资企业能够接手，避免势态恶化。荣毅仁指示，要抓住这一机遇。

几经谈判，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港英政府负责追讨嘉银全部呆账，补贴嘉银半年日常开支，中信出资3.5亿港元，并派员改组董事会。对于中信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极为划算的买卖：资金不多却控制了一家香港上市银行，为中信在香港立足创造了条件，也为中信涉足银行业务打下了基础。

1984年4月，中信实业银行（中信银行前身）获批成立，荣毅仁兼任董事长。这家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业银行，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放开搞活做出了早期探索。

荣毅仁不仅关注金融领域，还较早地布局了高科技产业，联手英国、香港企业组建亚洲卫星，购买了一颗美国的通讯卫星“亚星一号”。几年后，亚洲卫星偿还了中信的所有投资，并在香港、纽约上市，中信作为控股股东，获利颇丰。

作为对外开放窗口，荣毅仁领导下的中信是最早在发达国家投资的国企之一。比如在澳大利亚投资了波特兰铝厂，在美国投资了西林公司等。无论是布局哪一产业，投资哪一国家，中信基本都是在国际市场筹集资金，然后进行投资。比如，波特兰铝厂项目采用了国际上先进的有限追索杠杆租赁的项目融资模式，以较低风险和成本筹集资金2.4亿美元。其后，中信又以项目获利进行了二次增持。

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让中信得以用最少的资金成本，布局了多个具有战略意义乃至政治意义的项目。

比如，1987年2月，中信香港以23亿港元购入了国泰航空的12.5%的股权。不过一年多时间，中信已从这项投资中获利3亿港元。更重要的是，中信的及时出手，稳定了国泰航空大股东太古洋行继续在香港发展的信心，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了贡献。

在荣毅仁的领导下，中信成立不到十年，就已经在国际上闯出了名头，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

在此过程中，荣毅仁和他领导下的中信每走一步都会碰到障碍。对此，他的心得是，“我是‘调和派’，碰到险滩，尽量想办法绕着走”，“我不要钱，要的是特殊政策，就像对待几个特区那样。”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教授马克锋评价说，荣毅仁“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以至于在每个历史的重要关头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对历史现象具备洞察力和穿透力，最终促使其走向成功”。

智慧、勇气、勤奋之外，荣家在海外亲属多、朋友多，荣毅仁居间联络，为中信乃至国家其他产业做出的贡献难以尽述。比如，1979年尼克松访华后，荣毅仁在香港从事电子产业的侄子荣智鑫，以及在美国的外甥李乐莘最早与国内建立业务往来。

对此，叶剑英说，“荣毅仁的这作用别人替代不了。” 

从企业家到政治家

1987年，荣毅仁被评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业家之一。荣毅仁的朋友、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感慨道，“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但荣毅仁又不止是一位企业家。改革开放后，他先后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任职多年，立足中信的实践，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很好地发挥了政治家的作用。

1987年的时候，荣毅仁提到，“我对计划经济一直有看法，计划往往凭主观想象，没有考虑经济规律、市场、供需关系、经济效益，较少考虑客观因素。”对于当时流行一时的国企承包制，荣毅仁也有不同观点，他说，“企业不同于农业，企业搞承包制和过去的包工头制没有什么两样……弄不好会变成国家拿小利，个人拿大利。”

荣毅仁认为，想搞好经济还是要健全市场机制，吸取资本主义在市场方面有用的东西，同时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民主监督。在全国人大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他对原草案中规定“外方投资比例不得高于百分之五十”这一条表示不赞同。他认为，在外方投资比例上可以只定下限，不定上限。他建议，“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这样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吸引海外资本。

庄寿仓回忆说，荣毅仁连夜起草了意见书，第二天一早递交上去。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第四条的主要内容。 

荣毅仁政治敏感性很强，在中信公司创办之初就建立了党组，尽管那时他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主持全面工作。在熊向晖担任中信党组书记期间，荣毅仁和他共同探索了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组织履职方式：即中信集团权力应集中于国务院任命的董事会，党组对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包括业务、经营、人事安排有提出建议和协商的职能，但对董事长的最高决策仍应服从，该方式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非常大胆的创新探索。

1985年7月1日，荣毅仁夙愿得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仍然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主持中信公司工作，直到离开中信。

1993年，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告别了中信。此时的中信已经由十几个人发展到3万多人，拥有中信实业银行等13个直属公司、7个直属地区子公司、6个下属公司、7个直属海外子公司，公司总资产已超过800多亿元人民币。

荣毅仁此次的职位变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充分关注。德国《柏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这）向国内外特别是向争取其投资的数百万华侨表明，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

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荣毅仁俨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和晴雨表。

（本文参考了荣毅仁秘书庄寿仓所著《荣毅仁的传奇人生：从民族工商业巨擘到共和国副主席》一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荣毅仁画册》，《财经》杂志记者王晓璐、陆玲的报道《中信缘起：邓小平“钦点”荣毅仁》，《财经》杂志记者马国川的报道《荣毅仁：一位企业家和中国的一百年》等资料，谨表感谢。）（国资报告记者 刘青山）